江苏“百日整治”严打“百吨王”：部分短途钢材运价涨三四倍( 三 )

　　赵建才分析说，只罚款不卸载，先罚款后上路，以及不规范使用票据等个别现象，表明违法车主和执法人员存在一种违规违法的利益关系，无形中降低了行政处罚标准，超载和罚款双向受利益驱动，一方愿意多拉货，一方愿意多罚款，罚款成本又加剧超载。其结果可能越治越超，陷入恶性循环。

　　王金伍介绍，随着近年来反腐和执法监督的加强，执法人员当面收钱的情况少了，而“黄牛”向货车司机收钱的情况多了起来。“比如超限，根据公路法是处以3万元以下的罚款，但有的地方通过‘黄牛’就可以把这笔钱降到几千元甚至几百元，进了私人的腰包。”

　　“黄牛”往往在执法部门扣车的停车场周围活动，有些猖獗的，成立了群，散发名片。

　　2017年11月中下旬，交通运输部曾成立4个暗访组，对河北、天津、山东、河南、湖北、辽宁等6省（市）的交通运输行政处罚和行政检查工作开展了暗访。暗访组在对天津、河北等部分货运路段暗访时发现，有“黄牛”通过现场设点分别在高速公路上道口和下道口收取“带路费”。“黄牛”向驾驶员指明行车路线，并告知其如遇到执法人员对该车检查时，“黄牛”会帮助驾驶员进行处理。暗访组对河北省某治超站暗访时发现，有私家车带领超限车队通过治超站，执法人员未予检测，暗访人员通过向治超站周边群众了解，该站存在“黄牛带车”现象，每辆车缴纳100元，可顺利通过该检测站。

　　“‘公路三乱’表面上是由司机和车主承担，最终会通过运费，在物价上体现出来，实际是由社会公众共同来承担的。”王金伍说，“违法超载超限的车主为了把这笔钱挣回来，超载也会更加严重。”

　　不超载就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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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时任原交通部部长的张春贤在一次讲话中说，当时的道路超载极为普遍，“严重的地区，几乎所有的货运车辆都存在程度不同的超限超载行为，汽车装得比火车皮还要多。”他表示2000年以来，有关部门和地方先后开展了一系列治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超限超载涉及面广，治理难度大，加之利益驱动，特别是源头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使超限超载成为一个“顽症”，有“愈演愈烈”之势。

　　长期以来，交通运输部门负责依据车辆轴荷和路桥承载能力进行超限管理，公安部门负责按照行驶证标注载质量进行超载管理，标准不统一。直至2016年“史上最严治超新政”发布。

　　源头问题成为“新政”关注的焦点。

　　首先是“百吨王”的源头。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吴德金在政策解读中表示，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一些货运经营者在购置车辆时，往往选择马力大、装载多的货车。而一些汽车制造业和改装企业为了打开销路，迎合购车者的逐利心理，随意生产、改装大吨位、车轴小的重型车，伪造型号和技术数据，甚至对同一车型任意提供产品合格证等手段，以谋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

　　“新政”提出规范机动车产品许可与认证、特殊车辆出厂检验、委托改装、产品一致性评价、违规生产责任追究等行为，加强货车登记和检验，对不符合标准、与产品公告不一致的车辆，不得予以注册登记，对检验不合格的车辆，不得出具检验合格报告。

　　超载货物的源头也值得关注。王金伍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采访人员，北方某市盛产钢材，为了压低当地钢材企业的运输成本，当地政府对运送钢材车辆的超限超载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他们放上路，后面就不好治了，钢材不像其他货物方便卸货，很可能卸下来就成了废品。”

　　吴德金表示，控制不住源头，仅靠路面执法，无法从根本上治理违法超限超载。要重点加强矿山、水泥厂、港口、物流园区等货物集散地排查，确定重点货运源头单位，报地方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引导货运源头单位安装使用称重设备，采取执法人员驻点、巡查、视频监控等方式，加强重点货运源头单位货物装载工作的监管，从源头杜绝超限超载车辆上路行驶；清理取缔公路沿线的非法煤场、砂石料场及其他货物分装站场，杜绝货车中途加载。

　　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9年6月，我国载货汽车保有量达2694万辆。2019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载货汽车达175万辆，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3万辆，再创历史新高。

　　2018年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No.1——卡车司机的群体特征与劳动过程》显示，利润动机是超限超载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运费通常是以里程和货物重量计算，所以载重量越大，收入就会越高。特别是近几年运价低迷，运输成本却一直走高，甚至出现了“货车不超载就亏本”的现象，这使很多卡车司机不惜冒险。

　　“但不超载就不挣钱是没有道理的，超限超载治理不严，无法保证公正公平的环境，所以市场就乱，部分货车司机、车主追求最大利益，这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王金伍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采访人员。

　　王金伍所在的西峡县是河南省的运输大县，这里的司机常常开着6轴的重载货车，把大量的煤炭从内蒙古、陕西运到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省份。

　　王金伍回忆，以前超限超载治理不严时，当地司机往往会买13米长的挂车，有的人还会去加长，接到17米。车身长的目的当然是多拉煤，“那时候都是拉60-80吨，多少超一点” 。

　　2008年，王金伍在买新车时率先买了11米的挂车，县里的同行不太理解。次年，陕西省颁布了《陕西省治理公路超限运输办法》，开展强力治超。“高速收费站出入口有地磅，超限超载车辆不允许驶入，如果驶出时超载，则会加收惩罚性收费；国道也有超限检测站，拦住以后，不仅要卸货还得重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