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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垃圾战争”引发的变革( 二 )


江东区从1655年开始就是东京(当时还是江户)的垃圾填埋地 。 到了1964年 ， 都政府要在此地修建第15号填埋场时 ， 饱受其害的江东区政府和当地居民强烈抗议 ， 虽然都政府保证 ， 将在1970年结束垃圾填埋 ， 此后的垃圾处理会在各区分别进行 ， 但这份承诺并未落到实处 。 到了1971年 ， 平均每天仍有5000多辆垃圾车驶入江东区 ， 导致交通堵塞、蝇虫肆虐、污水乱流、恶臭扑鼻 ， 于是江东区居民采取阻止垃圾运送车进入等行动抗议这种处理方式 。 东京都政府也曾将垃圾运到北海道、四国、九州等地 ， 均先后受到抵制 。 从上世纪70年代初 ， 这场激烈的“垃圾战争”持续了500多天 ， 最终由政府部门、企业和市民达成共同治理垃圾的方案 。
这场“垃圾战争”对东京市政的影响不可小视 ， 东京都政府由此意识到市政改革的重要性 ， 特别是垃圾处理问题 。 为有效实施垃圾处理和环境保护 ，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 日本尝试施行垃圾分类制度 ， 并用焚烧替代填埋 ， 国民逐渐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 。
立法为垃圾分类保驾护航
别以为将垃圾分类贯彻到底只是单纯依靠民众的自觉性 ， 实际上 ， 无论在哪个国家 ， 都离不开细致、严格乃至严苛的立法做后盾 。
德国在1972年通过了首部《废物避免产生和废物管理法》 ， 40多年来 ， 经过不断完善和改进 ， 如今在垃圾分类方面立法严谨 ， 责任清晰 。 垃圾处理遵循“谁生产、谁负责”的原则 ， 企业不仅对生产过程中的废料处理负责 ， 还要承担回收利用其商品包装物的责任；居民产生的垃圾也必须付费 ， 交由专门机构处理 。 截至目前 ， 德国联邦及各州有8000余部环保法律法规 ， 欧盟还有400多部法规在德国执行 ， 德国政府有50万人在从事环保法律法规管理及执行工作 。
此外 ， 德国还是最早为循环经济立法的国家 ， 其实行的是“连坐式”惩罚措施 。 如果垃圾回收公司人员发现某处垃圾经常没有严格分类投放 ， 会给附近小区的物业管理员以及全体居民发放警告信；警告后仍未改善的 ， 公司就会提高这片居民区的垃圾清理费 。 通常 ， 收到警告后 ， 物业与居民自管会将逐一排查 ， 找到“罪魁祸首” ， 要求其立即改善 。 根据2019年的德国罚款目录 ， 违法弃置垃圾的罚款额度因恶劣程度不同在10欧元到5000欧元不等 。
日本垃圾分类的历史也是法制不断完善的过程 。 从1900年的《污物清扫法》到1954的《清扫法》 ， 再到1970年的《废弃物处理法》、2000年的《循环性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 ， 法律经过了多次修订 ， 实现垃圾分类责任明确 ， 有完善的奖惩制度并严格实施 。 如其中有一项“废弃物非法投放罪” ， 胡乱丢弃废弃物者将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 ， 并处罚金1000万日元；如胡乱丢弃废弃物者为企业或社团法人 ， 将重罚3亿日元 。 不良记录者 ， 将来该户居民孩子的上学、就业 ， 甚至出国办签证都会受到影响 。
为了对垃圾处理进行规范 ， 澳大利亚有着较为健全的环境立法 ， 并且各州也制定了具体的法律法规 。 如昆士兰州制定了《垃圾回收战略》 ， 对于超过标准进行垃圾排放处理的企业 ， 进行征税；在新南威尔士州 ， 如果个人乱丢垃圾 ， 可被罚款5000澳元 。 如果企业对垃圾处理不当 ， 最高可被罚款500万到700万澳元 。 除上述处罚措施外 ， 政府还鼓励市民积极举报违规者 。 此外 ， 澳大利亚垃圾分类回收十分重视社区居民的参与 ， 以悉尼推行垃圾分类为例 ， 市议会召开各种论证会、听证会 ， 反复地和民众沟通 ， 在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有关垃圾分类的规定 。
韩国在实施垃圾计量收费制度之初 ， 乱扔垃圾、不用垃圾袋的情况时有发生 。 针对这些问题 ， 韩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严格的监管制度 ， 如未在规定时间或不按分类规则乱扔垃圾 ， 将面临10万至100万韩元不等的罚款 。 从2000年开始 ， 韩国补充实施了“垃圾违法投放举报奖金制度” ， 奖励额度最高可达处罚金额的80% 。 首尔市还推出了垃圾分类监管体系 ， 由警察、环卫工人等参与管理监管 ， 并在小区垃圾投放处设置摄像头 ， 这对随意乱扔垃圾的行为起到监督作用 ， 垃圾分类逐渐变为人们的自觉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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