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司马华鹏的介绍,一个人数字人快的话几十分钟就能做出来,但在“复活”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是资料数据,根据资料的多少,“复活”对应的难度和要素差别也较大,“有的人就发了一些连正脸都看不清楚的照片,‘复活’就变得非常被动 。”
马建军认为,要实现“复生”,一方面是要提供三到五分钟的视频素材片段,其次是声纹 , 有几分钟最好,需要吐字清晰,这是基本的形象和声音的克隆 。但第三点也是现今最难的部分,是大脑的复制克隆 。
“在形象、声音的基础上,加上人的大脑、意识形态的复刻之后,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数字永生 。”马建军表示 , 这也是神马工场未来的探索、研发方向 。
不一定是好生意
“很多人会觉得数字永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因为我们做了时间比较长,会发现很多人是不愿意把亲人克隆、复制出来的 , 有些带来的是快乐 , 有些带来的不一定是快乐,有可能会加深一些痛苦 。”在AI“复生”大热的当下,司马华鹏提供了一个稍显冷静的从业者视角 。
从2018年开始探索数字“复生” ,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司马华鹏感慨,团队对于数字永生的现实落地的认知也在教育中提升,“我们这么多年做过很多的产品和项目,最怕的项目就是那种看上去很好,但实际上并不能构成刚需性需求的一些产品,这很容易掉到一个‘自嗨’的陷阱里 。”
“(数字永生)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好或者那么大的一个利基市?。?行┤俗吡司妥吡耍?有些人可能还是放不下,那也有很多种纪念方式 , 数字生命是其中一种 。”司马华鹏说 。
在国内推进数字永生 , 也面临着不少的阻力,一方面是大众对于新事物的接受度不高,另一方面是很多伦理、文化的问题,司马华鹏提到,“中国人只是在清明节这种特定的时候祭奠亲人,但是平时要天天这样沟通的话,带来的心理损伤可能也比较大 。”
马建军认为,数字永生整个市场现在还不够成熟,也不够大,一方面是素材少,其次是意识形态复刻技术门槛比较高 。“大部分时候,复刻一个已故的人,尤其年纪比较大的逝者,基本没有什么清晰的影像,或者口播效果的视频,这样就很难去做复刻,第二是知识库、意识形态方面,大部分非公众人物 , 逝者的观点留存也会很少 。”在他看来,这是现在整个市场没爆发的原因之一 。
数字永生也正面临着法律和伦理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AI“复活”明星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遭到家属的反对 。我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 ,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 不得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第994条规定 , 死者的肖像等受到侵害的 , 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游云庭认为,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说 , 一个公民的肖像权、姓名权、声音权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哪怕去世后 , 行使这样一些权利也应该取得其继承人的许可 。
“但是公众人物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有很多粉丝,这些粉丝或者是熟悉本人的人,如果看到这样一些公众人物的视频是缅怀的,哪怕是人工智能创作的,相信绝大多数粉丝不会有意见 。”游云庭表示 , 如果对社会来说是一个无伤大雅的行为也没问题,但如果家属或者其继承人对此提出了异议,就应该尊重其意见,将一些内容下架 。
从AI技术的伦理边界来看,游云庭认为 , AI“复生”的前提,一是对社会来说不会造成一些混乱或错误的认知,不能给社会现行的秩序造成冲击,其次对逝者的家人来说 , 不会造成情感上的伤害,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维度 。“这是一个新生事物 , 但是它可能也是会给社会带来比较大冲击的新生事物,所以它在前期会是一个低调的探索阶段 。”
在从业者看来 , 数字永生或许是一个较容易看到天花板的市场 , 但数字人技术本身的市场想象力还很大 。
马建军介绍 , 数字人主要有三大应用场景 , 一是视频,第二是直播,第三是互动,包括社交、数字生命等领域 。神马工场一开始做短视频起家,目前其八成的应用场景还是在短视频行业 , 也做了不少的直播探索 。不过 , 在未来 , 马建军表示研发方向也会开始集中在互动场景,包括数字生命、大脑复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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