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太监乱政?明朝为何重用宦官( 二 ) _生活百科

太监能接触到帝国核心权力，便是由此而始。
教育能改变命运，教育也能改变国运啊!
朱瞻基怎么都没想到，自己让太监们接受教育这个“好事儿”隐隐中埋下了大明朝亡国的祸根。
只是朱瞻基也不想这样，还不是他的暴躁爷爷朱元璋留的锅。
朱元璋诛杀胡惟庸和汪广洋，并以此为由头废除丞相，是明初的一件大事。教科书上写的大家都看过，废除丞相与中书省，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皇权得到空前加强。但是废除宰相的副作用就是，一切繁杂政务都压在了皇帝身上。
除了朱元璋这个精力异常旺盛的超人级皇帝之外，后面的皇帝，包括朱棣，都没有足够的精力一人担负起全部工作。即便是朱元璋也需要大臣草拟圣旨，更不要说后世那些能力平庸的子孙了。所以皇帝办不完的事，终究要靠人帮忙，这就是内阁的起因。
只是习惯于乾纲独断的皇帝，已经废了宰相，怎么会放心把权力重新给出去呢?
大臣只有上朝那会儿是天天见的，况且上朝隔那么远，还未必能说上几句话。而太监却是随身侍奉，不敢缺席。那么，大臣与太监之间，孰亲孰疏，孰远孰近?
如果作为外人的大臣都是饱读诗书、文化水平极高的一群人，大字不识的太监怎么能跟文官士大夫抗衡?掌握帝国算法的是一群大神级的程序员，太监们至少得懂个五笔吧!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明朝皇帝都会作出同样的选择——让宦官接受文化教育。
无论内政还是外交，在各个方面，皇帝都需要太监去分文官的权，这分来分去，就分到了批答奏本的头上。不会识文断字怎么去搞批答奏本?
朱元璋不许内官识字，文化水平高的太监虽然不是不存在，但毕竟凤毛麟角。而内书堂的出现，打破了知识被文官垄断的局面，皇帝拥有了一批新的通晓文墨的助手，司礼监系统的建立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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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内书堂的教育，部分宦官终于也一只脚迈进了文化人的行列，即使是最末端的一股泥石流。
《金台纪闻》提及内阁与司礼监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地位升降变化过程：英宗时期，首辅接见司礼监太监，只需穿便服，而司礼监太监要向首辅作揖行礼，然后告退。到成化朝，双方会面结束后，内阁首辅却要亲自将太监送出内阁。等到正德年间，司礼监掌印太监甚至都不必亲自到内阁来，只派几个少监过来传口信。司礼监与内阁，宦官与文臣，已然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如此，一个皇帝心目中的合理结构形成了——内阁虽然可以草拟圣旨和对题本奏本的批复，但在外，要受到外朝大臣的监督，在内，又要受到司礼监“批红”的制约，既保证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又省心省力，减少皇帝的工作量。皇帝只需要防止内阁与司礼监达成合作同盟——例如万历首辅张居正和冯保，就能高枕无忧。
而这，无疑是朱瞻基精心设计的结果。
三、权阉原来不读书
再说“四大权阉”，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没有一个是内书堂出身。
魏忠贤是半文盲，成年后才入宫;汪直是被阉割的幼童战俘，得宠是因为军事;刘瑾更是靠着依附其他太监才得以入宫，这三个人都没有在内书堂学习过，文化水平相当一般。而王振虽然有点墨水，但他进宫时，内书堂可能都还没成立。这几个流氓无赖无法无天，祸乱朝纲，与内书堂实在扯不上什么关系。
相反，当我们再来看看明朝名声较好的“贤能”宦官，如怀恩、李芳、陈矩等人，他们是明史盖章认证的“贤者”，符合士大夫道德标杆，这些人可都是内书堂走出来的。
有时候还真的不能不相信教育的影响力。
内书堂的教育，相当注重对学员道德的培养，说白了就是“洗脑” 。
宦官们的学习教材中，有大量有关伦理道德、典章制度的内容。翰林院的老师们，也不会放过这个道德教育的机会。状元焦竑在内书堂教书时，就常常给学生们讲前朝宦官的故事，以史为鉴，警示宦官不可胡作非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