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清官场30年?清朝的大官( 二 )


我在大清官场30年?清朝的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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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还收过美籍华人容闳“报效”的礼物 。同治四年(1865),容闳从美国采购机器回到中国 。两年前他受曾国藩委托,以“出洋委员”身份,携六万八千两白银出洋采购机器,开启了洋务运动之先声 。机器运抵上海之后,他赴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 。此时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 。曾国藩知道,按中国官场惯例,容闳一定会向他致送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肥缺” 。所以曾国藩特意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既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 。”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 。至于容闳所送的是什么,价值多少,没有留下记载 。
当然,除了清的一面,曾国藩也有“浊”的一面 。总督时期,曾国藩在人情来往上开支不少 。
两江总督本是天下最“肥”之“缺”,曾国藩的前任们因此手笔都比较丰阔 。曾国藩既袭此任,在许多方面也不得不萧规曹随 。
联络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动作 。曾国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炭敬对京官们来说意义何等重大 。曾国藩致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说:“同乡京官,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 。” 这笔钱,每年至少数千两 。
除了炭敬,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 。如前所述,迎来送往是官场上的重任 。有人出差路过,他除了请人吃饭,还要给他一百两银子的程仪 。
至于“别敬”,则频率较低,只有在地方官需要进京时才发生 。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日,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 。这一年十二月他抵达北京,在北京过完年后出都赴保定就任 。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可以兑换二万两现银的银票 。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别敬” 。多年没有入京,那些在穷京官生活中挣扎的故友新朋们盼他如望云霓,他的别敬当然不可能过少 。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载“核别敬单”,“定别仪码”,“定分送各单”,可见这件事他是多么在意 。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说:“余送别敬一万四千馀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 。”总共送了一万四千两,他仍然认为不厚 。
要想顺利报销就要给“好处费”
我在大清官场30年?清朝的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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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 。
同治七年,捻军被消灭,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 。报销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问题 。
按照清代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交户部 。户部要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审查合格,才呈报皇帝予以报销 。因此,报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户部的态度 。如果户部高抬贵手,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都能报销;如果他们鸡蛋里找骨头,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他们的审计关 。那么,户部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视“部费”也就是“好处费”多少而定 。报销前,曾国藩托李鸿章打听一下户部打算要多少“部费”,李鸿章回信说:“报销一节……托人探询,则部吏所欲甚奢 。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 。……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三千万,则须银近四十万 。如何筹措,亦殊不值细绎 。……若辈欲壑,真难厌也 。”也就是说,李鸿章托人去找户部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 。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1.3% 。曾国藩需要报销的军费总额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1.3%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 。
四十万之巨,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 。怎么办呢?只有继续公关 。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人,李又托了一个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做了大量工作,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书吏做了极大让步 。
恰好在这时,中枢的批复到了 。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皇帝(实际是太后)同意他们免于报销,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说他对此“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 。按理说,皇帝发了话,这八万两就可以省下了 。不过,曾国藩却说,这说好的八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 。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毕竟以后他还需要和户部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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