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时捺钵有怎样的历史影响,四时捺钵是哪个民族统治者的生活方式( 二 )


诗中暴露的正统观念固然一无可取,应予否定,不过诗人对于冬捺钵的描绘却形神毕具、惟妙惟肖 。至于其中“钓鱼”的说法,乃是苏辙走马观花而产生的误判,实际上正如程大昌《演繁露》引用久居契丹的“思乡人”武珪所言当以“钩鱼”为是,辽人捕鱼的方式与宋人毕竟是大不相同的 。
而关于冬捺钵中皇帝行宫幕帐的形制规模,元人所撰《辽史·营卫志》则留下了珍贵的实录:“皇帝牙帐以枪为硬寨,用毛绳连系 。每枪下黑毡伞一,以庇卫士风雪 。枪外小毡帐一层,每帐五人,各执兵仗为禁卫 。南有省方殿,殿北约二里日寿宁殿,皆木柱竹榱,以毡为盖,彩绘韬柱,锦为壁衣,加绯绣额 。”
“又以黄布绣龙为地障,窗、桶皆以毡为之,傅以黄油绢 。基高尺余,两厢廊庑亦以毡盖,无门户 。省方殿北有鹿皮障,帐次北有八方公用殿 。寿宁殿北有长春帐,卫以硬寨 。宫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轮番千人祗直 。禁围外卓枪为寨,夜则拔枪移卓御寝帐 。周围拒马,外设铺,传铃宿卫 。”
其中所说的“彩绘韬柱,锦为壁衣,加绯绣额”和“黄布绣龙”的豪华装饰无疑蕴涵着中原文化的重要影响,但是便于迁移挪动的毡帐式宫殿却继承了北方民族所居穹庐的古老传统,实际上乃为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相激相融的结晶,从而充分体现了番、汉合一的特点,使其成为辽朝多民族政权的象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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