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非常奇妙、非常独特，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华文化全球推广 三星堆推介会”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这样描述三星堆 。
“独特”也是踏进三星堆博物馆看到馆内文物的观众的第一反应 。“看到青铜大立人像，我已经感到很神奇了，但看到后来的青铜纵目面具、青铜戴冠纵目面具等展品时，真的是一次比一次震撼 。”5月28日上午，特意选了工作日到博物馆参观的王梅（化名）说自己“被震住了”，她没想到观众会这么多 。
在孙华看来，三星堆的独特体现在三星堆遗址既是包含了3个延续的考古学文化的典型遗址，也是有别于中原文化的古蜀文化中心都城，并且在城市规划建设、宇宙观念和宗教崇拜上有自己创造的独特城址 。
“比如，三星堆古城的城市规划蕴含着法象天汉的思想，对以后古蜀王国历代都城的规划影响很大，在紧接三星堆古城之后出现的成都金沙遗址、古蜀国最晚的开明王朝的都城成都遗址均可找到印迹 。而且，古蜀国的都城规划思想，在秦灭巴蜀后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整合入秦汉文化体系中 。在秦统一后营建的大咸阳、西汉长安城乃至于隋唐洛阳城等，都还可以见到此类规划思想的孑遗 。”孙华说 。
实证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发展
随着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考古成果的陆续公布，“这些成果如何解释”备受学界关注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新发现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价值内涵，同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成都平原与其周边地区文化关系的认知 。他强调说，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充分体现了古蜀文明、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模式的重要实物例证 。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三星堆文化的特质，那就是以地域特征为主导的多元文化面貌 。”在“中华文化全球推广 三星堆推介会”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遗存首先以地域特征为主并深深烙上了其他地区的文化印记，这体现了三星堆文化的开放性、吸附性及其吸纳能力 。”
他进一步举例说，首先，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对其产生极大影响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镶嵌有绿松石的铜牌饰、铜铃、玉器当中的玉戈、玉璋，老百姓使用的陶盉、觚形器，都是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 。商代时期，三星堆的青铜容器，如青铜尊、青铜罍，以及青铜铸造技术，尤其是范铸技术也都源于商文化 。至于那些怪异的、以前在其他地区不曾见过的青铜器，也有大量来自商文化常见的纹饰，如云雷纹、兽面纹、回纹等 。
其次，位于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也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 。虽然分属不同年代，但两地的玉锥形器的相似度很高 。
“目前的一个推测是良渚文化覆灭后，一部分良渚先民到了中原，这样，文化因素又从中原辗转到了川西地区 。”雷雨说，“还有值得关注的是三星堆遗址城墙的夯筑技术，稻作和早期灰白陶传统，都源于石家河文化 。”
在王巍看来，三星堆既有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等独特的文化面貌，同时又与夏商王朝关系密切，学习借鉴了夏商王朝的礼制，比如玉器、牙璋、玉戈等为代表的仪仗制度，商王朝时期的青铜容器代表的礼器制度等 。“由此可见，三星堆对外来文化既吸收借鉴，又创新发展 。尤其冶金技术传到三星堆，发展成为青铜人像、青铜神树这样的铸造技术，是了不得的发明和创造 。古蜀文明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吸收，又创新发展，所以才如此发达并呈现出浓厚的色彩 。”王巍说 。
许丹阳告诉采访人员，可以用更宽广的视野去看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新发现 。“比如玉璋、玉戈等在其他地区及其他文明中，也有发现；再比如青铜尊、青铜罍，也是受到了其他区域的影响 。虽然说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等器物的造型是独特的，铸后切割开孔技术也是独特的，但从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与技术的维度来看，应该是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 。”许丹阳说 。
孙华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在中原文明、黄河流域文明和长江流域文明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虽然三星堆是后发展起来的，但是它长期延续、特征最为鲜明，既有学习和模仿，也有创造和发展 。“可以说是多种文化的聚汇，之后又汇入秦汉文化，影响着中华文明 。”
有哪些谜底
尚未揭开
2021年5月18日下午，孙华应邀在南京师范大学做了题为“探索古蜀文明的密码——《从三星堆埋藏坑看古蜀文明》”的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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