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他这声哭诉,刺痛全网( 二 )


或者专挑伙食比较好的工地 , 因为“吃肉多 , 就更有力气” 。

中国青年报曾经采访过一个59岁的农民工 。 他叫王济昌 , 在上海的工地负责装卸砖 。 身高只有一米六 , 却要把15斤重的砖块搬上推车 , 再送到50米外的地方 , 这样的工作每天要重复50次 。 因为力气小 , 即使他推车推得脸通红 , 速度还是很慢 , 经常被一起干活的人抱怨“像个蜗牛” 。
但王济昌依然不敢跟工头提起自己的真实年龄 , 甚至还要处处表现出身体很棒的样子 。
总被年轻人挂在嘴边的“年龄焦虑” , 在这里以更加残酷的形势呈现 。 相比于“苦”“累” , 他们更怕赚不到钱 。 这群生活在城市夹缝中的人 , 对于辛苦的忍耐度是超乎普通人想象的 。
不只是工作 , 还有生活 。 上面说的老程 , 住在招工市场附近的一个破胡同里 。 打开铁门 , 地上满是废旧纸壳和看不出模样的垃圾 。
屋子里没有厨房、客厅、卧室的分别 , 只有熏黄的墙壁和各种摇摇欲坠的桌椅 。
老程带点自豪地介绍 , 很多家具都是他从外面捡破烂捡回来的 。

无数个“没找到工作”的日子 , 他都在这里度过 。 02被“钉死”的生活这群高龄农民工 , 也不是一开始就过得如此艰难、处处受限 。
很多人都是从年轻就外出打工的 , 经历过人生的“高光时刻” 。

冰点周刊曾经采访过一位64岁的农民工陈德才 , 他回忆当年“赚钱不要太容易” 。

遍地的工厂、工地 , 像是会结出钞票的树 。

尽管在更广泛的叙事中 , 农民工一直是城市中最弱势、最边缘的群体 。
但对于个体来说 , 在城市里出力气、谋生活 , 远远比呆在老家更能改善生活 。
陈德才当年顶着36岁的“高龄” , 每天能挣到8块钱的工资 。 而彼时老家一头猪不过也就卖个200块——“干一个月就能挣头大肥猪 。 ”农民工这个职业 , 诞生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 。 但和其他行业不同的是 , 他们没办法迎来一批一批的代际更替 , 而是被钉死在了这个职业 。 一方面 , 这些外出打工的人往往背负着整个家庭 。 能赚钱 , 不代表能攒下钱 。 在城市里卖力气换得的钞票 , 一部分还给了城市 , 一部分变成了家里的房子、孩子的学费、老人的赡养费 。

另一方面 , 农民工的工作是重复的、不稳定的 。 我曾刷到过一个自称川哥的52岁民工大叔 。 在他的概念里 , 世界上的工作有两种 , 一种是“进工地” , 一种是“进公司” 。 川哥觉得进公司最好的一点是 , “不焦(虑)活路” 。 西南方言 , 意思是不为找工作而发愁 。
工地上的活儿是有期限的 , 还没做完一个 , 就得急着去找下一个 。 也不敢随便拒绝 , 因为不知道下一个什么时候会来 。

年轻时不用太担心 , 肯出力、肯吃苦的壮小伙哪个工地都愿意要 。 可年纪大了 , 一份工做完 , 往往就意味着又一次无限期的“失业” 。 川哥今年52岁 , 身体算是同龄人中很不错的 。 也有手艺 , 是工地里负责抹灰的“大工” , 一天能赚300多块 。
但同样免不了为找活发愁 。 有收入时 , 他的午饭就有菜有肉;没收入时 , 就只吃能饱肚子的炒米粉 。 所谓的“职业发展”几乎不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 , 过了最壮年的时刻 , 以后往往尽是下坡路 。


就像年轻时“一个月工资能买一头猪”的陈德才 , 最终还是回到了老家 。

他已经年过花甲 , 很难再找到肯让他“卖力气”的雇主了 。
最后一份零工是在藤椅厂 , 因为搬东西动作太慢被老板嫌弃没用 。
离开后 , 他和妻子都没有再找到工作 。
而陈德才整个“农民工生涯”的高光时刻 , 停留在第二次外出打工的时刻 。

那时他不仅在浙江的工厂扎下了根 , 还跟老板商量 , 给了妻子一个工作 。
冰点周刊里写道:“夫妻俩在浙江 , 大儿子和大女儿在深圳打工 , 小儿子留在老家念书 。 ”
可陈德才依然觉得 , “不会有比这更好的生活了” 。
03“过了50岁 , 就不是找工作了”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 2021年 , 国内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总数的17.1% , 差不多了人 。
高龄农民工比例保持高位的最大原因 , 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减少 。
年轻人不愿进工地 , 宁可去送外卖、快递 。
对这群高龄工作者来说 , 是幸运也是不幸 。 幸运的是他们依然有这么一条糊口的路 , 不幸的是已经年过花甲 , 依然还要困在这样疲惫而繁忙的生活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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