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兰|上海市民生育意愿调研报告公布:近半上海市民不愿生二胎( 二 )


国研中心的一份研报指出 , 日本2006年通过《认定儿童园法》 , 提出在保育所的基础上建立认定儿童园 , 将0-5岁儿童的保育和教育进行合并 , 建立起“幼保一体化”的托育服务体系 。
此外 , 保育费用方面 , 日本除了对监护人根据家庭收入状况承担一定比例的征收金 , 其余部分均由公费承担 , 其中国家财政负担二分之一 , 省级和市级财政各负担四分之一 。
韩国的托育更为发达 , 韩国政府在2013年通过了《婴幼儿保育法修订案》 , 将无偿托育对象由就学一年前的幼儿扩大至0-5岁的婴幼儿 。 此外 , 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 , 韩国的托育率超过55% , 在亚洲国家中排名前列 。
“在日本 , 孩子从幼儿园、保育园开始 , 到小学和初中阶段全部免费 。 而韩国政府给予新生儿家庭一次性现金补贴 , 还设立了产假、父母育儿假等制度 。 另外 , 韩国政府为多子女家庭第二胎及以上孩子免除大学学费 , 扩大助学金领取范围 。 ”史薇表示 。
而在减免教育费用之外 , 史薇指出 , 日本很多城市还实施新生活支援计划 , 为年轻人发放婚房购置金、租金和搬家补贴 , 鼓励年轻人适龄婚育 。 在住房保障上 , 韩国政府增加廉租房和公租房供给 , 为多子女家庭和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 。 除了这些利好 , 两国政府还在就业岗位、工作环境、女性权益等方面出台了很多具体措施 。
为何包括免费托育等一系列政策 , 难以阻止日韩的生育率下行?
史薇认为 , 托育服务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配套政策 , 研究表明 , 其实施效果会受到生育文化的调节 。 通常情况下 , 在具有正向婚育文化的地区 , 生育配套政策往往能起到显著的刺激作用 , 而在负向婚育文化的地区 , 则不仅不能起作用 , 反而可能产生抑制生育的反向作用 。
“日本、韩国当前的托育服务虽然大多以利好的免费或者半免费形式开展 , 其中韩国的托育率一度甚至超过50% , 但近年来两国生育态势持续低迷 , 表明鼓励生育的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 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在于 , 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大城市生活成本增加、就业、工作压力增大等 , 导致不婚主义盛行 , 两国大量年轻人不结婚、晚结婚 。 在婚内生育文化下 , 年轻人不结婚自然不生育 , 不生育谈何托育 。 ”史薇表示 。
支持政策怎么走?
从今年上半年各国的托育率来看 , 也并非没有亮点:环球时报在今年7月份报道称 , 挪威上半年新生儿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1157个 , 涨幅为4.4% 。
此外 , 尽管美国的出生率下跌 , 但2020年总和生育率仍然超过1.6 。
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人员注意到 , 美国的托育更多采取市场化运作 。 国研中心的研报指出 , 美国儿童托育服务体系主要有日托中心、家庭日托点和居家式早教服务构成 , 以家庭为基础的托育服务是美国婴幼儿照护的重要形式 。
史薇指出 , 英美属于典型的自由主义市场国家 , 两国托育服务的供给主体以私营主体为主 , 相对于瑞典、挪威这些福利国家 , 其托育服务费用相对而言更为昂贵是不争的事实 。
“但长期以来 , 美国的生育率却要比其他经济发达国家高出不少 , 其原因是除了高收入阶层和中产阶层需要从托育市场上购买服务外 , 美国侧重于对低收入群体提供支持 , 大量现金援助、税收减免、保育津贴等配套措施主要用于支持低收入家庭的父母和婴幼儿发展 , 这客观上使得低收入家庭生得起也养得起 。 ”史薇表示 。
从生育率来看 , 欧美国家刺激生育的政策也确实相对更为有效 。
史薇表示 , 比如德国很早就开始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 , 目前德国妇女生孩子不仅可以享受产假和育儿假 , 在育儿期间还可以领取津贴 。 除此以外 , 德国针对女性员工在育儿期间的雇佣政策也不断优化等等 。 得益于这些措施 , 德国的生育率近年来维持在每名妇女生育1.54个孩子 , 在欧洲处于中等水平 , 2021年略有上升 , 总和生育率达到1.6 。
“与德国相似 , 挪威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陆续出台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 , 比如育儿假、父母津贴、儿童福利金等 , 总的来看这些政策也是颇见成效的 , 挪威在欧洲里面属于生育率较高的国家之一 , 与2018年的1.6相比 , 2021年挪威的总和生育率上升为1.7 。 ”史薇表示 。
目前来看 , 解决低生育率绝非是一个单一政策即可完成 , 而是需要从多方面共同努力 。
上述联合国报告指出 , 在过去30年里 , 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在全球蔓延 。 目前 , 全球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时期总和生育率低于2.1(即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的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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