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规定，面部有多个长度累计6厘米长以上的瘢痕属于轻伤二级，但大多医美失败者的疤痕长度小，达不到认定标准。徐克认为，医美手术的司法鉴定不能以皮肤瘢痕和创口长度为标准，而是要以影响容貌而定，强调形态和功能的改变。
缺少明确规定的，还包括医美手术术后管理。徐克总结，术后并发症常是医美纠纷案件的核心，目前许多医美机构做完手术后，不重视术后管理，对并发症风险预见义务不够，普遍缺少应对并发症方案、围手术期管理和观察。这也导致很难明确医美失败者的疤痕，是由医美手术操作不当，还是由手术并发症等多种原因造成。
“医美手术只是医学上的小分支，少有人研究医美手术的医疗损害问题。”徐克说。
即使能顺利完成鉴定程序，诉讼的路也不好走。
比如消费者关心的索赔金额问题，在各地司法实践中，不同案例就该问题适用哪部法还存在争议。
有的消费者主张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植入假体和事先约定不符合或医美机构没有资质证明，或医生不具备相关工作经历等，医美机构构成欺诈，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即无条件退款，并赔偿3倍损失。但医美机构却反驳，这些行为属于医疗行为，不适用该法。
多个律师和行业从业者认为，没有一套现行法律，能适用到医美纠纷案件里。
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虽能厘清理赔的经济依据，却难以赔偿消费者精神损失。消费者普遍认为，医美失败严重影响了生活和工作，精神也受到影响。但这种主观的感受难以纳入损害赔偿的考虑范围里。
适用于一般人身损害赔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也无法完全适用医美纠纷。许多医美纠纷案例中，除了医美机构存在过失，还存在其他原因，如术后并发症，造成消费者的损害。适用侵权责任法，可能会导致医美机构承担了本不需承担的损害责任。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总结，医疗美容和医疗活动最大的区别在于，缺少统一、细化的技术标准和规范。有的消费者因没有达到理想状态提起诉讼，但医美效果多是主观评价，容易受到自身审美修养、喜好和他人评价影响。
一个代理过多起医美纠纷案件的律师说，不同医美机构后续修复的收费不同，难以通过统一的修复手术费用，客观认定赔偿标准。
长沙市医疗美容协会会长肖征刚认为，愿意用诉讼维权的消费者是理性的，值得鼓励的。他曾协调过一起下颌骨磨骨手术的纠纷，消费者术后疼痛索赔60万元，他请多个专家会诊评估术后费用，再通过影像检查、界定精神损失、营养费等，最后消费者和医院同意协会的方案，赔偿10多万元。
但是有时候，医美从业者需要面对的，是更复杂的情况。2018年，上海一位46岁的女士花了100万元做医美手术，却多处留疤。和医美机构协商无果后，她雇用他人大闹美容院。后来，法院判决该女士和她雇用的人寻衅滋事罪。
肖征刚介绍，职业医闹严重冲击医美机构的正常经营秩序，2018年，长沙112家正规医美机构抱团发声，要求打击医闹。长沙市医疗美容协会建立了黑名单制度，在多家机构有索赔行为的消费者将进入疑似医闹的黑名单中。
至今，长沙市医疗美容协会已经协调解决典型医闹事件13起。有一位消费者，因进入黑名单，无法就医，把长沙市医疗美容协会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名誉受损费，撤销黑名单。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长沙市医疗美容协会根据医美机构的报告，在会员机构内警示通报，是依据行业公约采取的措施，主观上没有过错，且黑名单通报内容没有虚假事实，不存在侮辱、诽谤等后果，驳回了诉讼请求。
作为一位工作25年的乳房整形医生，肖征刚最新的感触是，医美技术的发展，跟不上消费者对美的要求和变化。“有些机构没有顾客，顾客来了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做手术，形成恶性循环。”
一位医美从业者分析，多数整容失败者去那些隐藏流窜的非法医美机构就医，一旦发生纠纷，这些机构不愿正视解决问题，影响整个医美行业的声誉。但一些正规机构却不得不应付着“医美贷”的骗贷顾客。
他建议，参考公立医院的评级体系，把所有有资质的医美机构按照三甲、二甲的标准评级，方便就医者找到合适正规的医美机构，不迷信广告营销。
他对医美行业的现状感到不满，“整个医美行业内卷，劣币驱逐良币。到最后谁也没占便宜。”（采访人员 魏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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