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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写《史记》，最想抒发“孤愤”。大概真正的愤恨，多是孤寂，如暗夜踽行，唯有独自负重。最贴合这二字的，一是屈原，二是子胥。两人又有大巧合：都是楚人，皆去国怀忧，成了千古悲剧。冯至先生的小说《伍子胥》，在抗战期间完成，成了感时忧国的精神寄寓。“当抗战初期，我在内地的几个城市里流离转徙时，有时仰望飞机的翱翔，我也思量过写伍子胥的计划。可是伍子胥在我的意象中渐渐脱去了浪漫的衣裳，而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炼着的人”。
也许和鲁迅写《故事新编》心境一样，冯至渴望在历史的老干上开出新芽。国人在抗战时的流离失所，痛苦迷惘，家国之恨，都在伍子胥身上得到映射。离乡是为了更好的归来，那种坚忍与克服，是人生和历史中的分量。作家写伍子胥，正赋予忧患中人一种超拔的现实感。伍子胥的流亡，其实是民族心灵之写照。“不管是为了爱或是为了恨，不管为了生或是为了死，都无异于这样的一个抛掷：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
小说中，伍子胥和伍尚面对父亲被囚郢城，楚王设套诱捕，做出了生死抉择。作家将其上升到永恒的戏剧矛盾：一个是赴死，一个是求生；前者成全忠孝，后者为报父仇。这就像伯邑考和文王父子的两种选择。冯至深刻洞察出，子胥兄弟是一种相互成全，它是民族价值义理的一体两面，既合二为一，又一分为二。哥哥的死，赋予弟弟生命以重量，引长了其人生道路。“谁的身内都有死，谁的身内也有生；好像弟弟要把哥哥的一部分带走；哥哥也要把弟弟的一部分带回。”
【 冯至写子胥的孤愤】一个理想主义者，如何变成现实主义者？伍子胥的流离出奔，逐渐远离了那套礼乐为代表的理想，父兄之仇就像石头一样压在心头，让他永无停歇、无法逃避。有意味的是，冯至只写伍子胥入吴，却不写面见吴王，如何复仇，含恨身死的悲剧高潮。或许，冯至只想描摹悲剧的肇始与根源，并不愿陷入机械的历史复写中。作家“索性不顾历史，不顾传说，在这逃亡的途程上又添了两章：宛丘与延陵。”
从入郑陈，折返楚地，出了昭关，过江入吴。伍子胥与孔子周游，有某种相似，都历经了衰颓凋敝，都不知何处是归，无以为据。小说中，子胥对郑国子产已逝，无从得见，无限怅惘；对吴国季札美德，虽是仰慕，终未寻访。这正是伍子胥对道路的坚定选择。他的人生不允许偏离，说服吴王，洗冤复仇才是唯一主题。因而，伍子胥有无人理解的困厄与孤独。太子建，变成狭隘的阴谋家，好友申包胥，则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他们将要各自分头去做两件不同的大工作，正如他们在儿时做过盖房子的游戏一般：一个把一座盖得不满意的房子推翻，一个等待着推翻，然后再把它从新恢复。”而这房子，正是楚国。
在子胥看来，林泽中洁身自好，并不能长久到老，终将幻灭。楚狂与他，虽有贯通之处，但又格格不入。季札观乐，墓前挂剑，他只是仰慕，却不会有浪漫闲心，问礼乐之事。渔夫与他的心境，更加不同。“子胥深感又将要踏上陆地，回到他的现实，同时又不能不和那渔夫分离”。溧水的浣纱女子，也只能捧出一碗饭，给他一个休憩停顿的瞬间。这些人物，都可视为子胥面临的一系列选项。是选避祸山林，还是礼乐理想；是渡去仇恨，还是沉溺温柔？这也许是冯至在抗战背景下，反映焦虑痛苦的大隐喻。救亡才是唯一的主题，闲适隐逸，都将是逃避退缩。
（文章首发于《长江日报》）
作者：俞耕耘，文艺评论人，专栏作者，现居西安。微信公众号：书语云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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