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unity between nature and man）的观念在道家思想中获得了更加突出的强调。道家创始人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在天地人三才身上皆有体现，而天道、地道和人道互相嵌入对方，可以互相会通，天地人因此可以和谐共生。庄子是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一位中国哲学家，他进一步发展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庄子主张，天地人是同时诞生的，宇宙的存在与人的存在互为前提，即宇宙与人是一体的（the universe and man were one）。
汉代中期，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的儒道两家相比，佛教思想更加不看重人的地位。佛教教义的核心观点认为，众生平等，众生皆有佛性，而人类只是众生的一员。佛教思想鼓励人们对所有形式的生命都充满悲悯之心。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哲学的三大流派均未给人赋予宇宙中至高无上的独特地位，而且这三家思想也都没有把人与自然看作相互之间毫无关联的独立存在。人工智能是一种正在发展中的前沿技术，人工智能并非大自然的产物。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讲，人工智能不应毫无限制地随意发展，其发展应受到引导。甚至有时为了使生命的自然属性得到尊重，其发展应受到一定抑制。这正是许多中国思想家所主张的观点。
可以说，正是因为中国人受到自身哲学传统中非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强大影响，中国人并未像西方人那样因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强烈的恐慌心理，中国人也并不认为自己的生存受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威胁。一方面，许多中国思想家并不相信人工智能有朝一日会发展到超越人类智能的程度；另一方面，机器或动物在个别方面能够超越人类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许多人对此类现象并不感到奇怪。在道家文化中，长生不老者等超级存在形式（super-being）并不罕见，人工智能或某种以数字形式存在的智慧完全可以被视为一种超级存在形式。
此外，一些儒家学者和道家学者希望人工智能未来能够融入人类所构建的伦理秩序当中，他们已经开始把人工智能视为人类的伙伴或朋友了。
中国文化对不确定性和变化持有一种相对开放的心态
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像西方人那样因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产生强烈的恐慌心理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对不确定性和变化的容忍度较高。这一点也是源自《周易》的影响。根据《周易》的核心观点，“变动不居”（constant change）是宇宙的根本存在形式，具有静态特征的“存在”（being）并非宇宙存在的本质，而这种静态存在的观念已于20世纪在欧洲思想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我们可以在儒家思想的许多方面感受到《周易》的影响。例如，儒家认为人应该积极主动地对变化进行预测和应对，这体现出了儒家思想的“人文主义活力”（humanistic dynamism）。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曾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正是他首先把《周易》翻译成了西方文字。卫礼贤指出：“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永远无法摆脱的困境，一切都在变化中。因此，即便我们面临极艰难的局面，我们也应该有所作为以促进未来新局面的形成”。
自汉代以来，道家就一直表现出一种勇于与时俱进、主动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改变的特征。道家代表人物庄子提出的“人应该与时俱进、拒绝顽固迂腐”的观点已经在当代中国文化中获得了重要地位。从中国古代哲学的角度来讲，不确定性和变化并不是待解的问题，而是自然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宇宙中的一种常态。
【 宋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 在佛教思想中，“无常”（impermanence）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根据佛教思想，我们所触摸到的现实的本质是虚幻的，这使得世界上的千变万化显得更加无足轻重了。带有佛教色彩的思维方式也许是一些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因机器人时代到来而产生强烈恐慌心理的另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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