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隆大帝愚昧无知的天朝上国心态错失了中国近代化机遇

乾隆晚年,中国经济不仅是历史上的巅峰状态,而且在世界经济构成至关重要,举足轻重。但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还是农业经济,能够将全世界白银引入中国,大部分人没有温饱之外的消费。换言之,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老百姓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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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没有办法接纳西方更多的工业品,中英贸易在中国市场无法扩大的情况下问题越来越大,开放市场,自由通商,成为英国商人的普遍要求,这就是马嘎尔尼使团访华的直接原因。其实,从后世立场看,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顺势接受英国人的建议开放市场,自由通商,凭借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应该比较轻松地完成产业升级,消费转型,比较容易地与西方新发生的经济形态同步。然而,这种期待都被当年的经济繁荣蒙蔽了,经济繁荣没有成为社会转型的助力,反而衍生了、强化了乾隆皇帝的“上国心态”。中国由此错过了干载难逢的转型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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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国政府指示,马嘎尔尼此行肩负着如下使命:第一,向中国政府表达贸易关切,要求中国进一步提供贸易方便,扩大英国工业市场份额。第二,为中英贸易稳步推进,请求中国政府在靠近优质茶叶产区提供一个或两个“居留地”,由英国负责建立警察、司法制度,直接管理到中国从事贸易的英国人;假如中国政府不能满足此项要求,希望中国政府切实改革“十三行”制度,消除弊端,增加透明度。第三,要求中国政府同意互派外交使节,驻扎彼此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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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马嘎尔尼使团也为中国皇帝准备了丰厚的礼物。经过九个月的海上旅行,1793年6月20日清晨六点,马嘎尔尼使团四艘轮船浩浩荡荡抵达澳门外海停泊,随行副使斯当东勋爵迅即奉命登岸与东印度公司专员接洽。两天后,斯当东回到船上,向马嘎尔尼报告在澳门所获情报,知道中国政府得知马嘎尔尼使团将来消息后,文武官员均表满意,乾隆帝以为“己身克享遐龄,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将闭之候,而犹得一远国如英吉利者,使臣万里东来,共敦睦谊,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至是而益增”。乾隆帝通令各海口留心探听,凡有英使船只经过处,给予必要方便、帮助和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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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当东打探来的情报是不准确的。清政府确实早就知道英国政府将派员前来中国,但他们对英国政府的用意几乎作了完全相反的猜测。这也是马嘎尔尼使团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政府确实在几个月之前就通过洋商知道英使将来,但中国人没有弄明白英使来华使命。根据过往经验,中国人以为英使来华.就像诸番邦朝贡一样,因而乾隆帝指示沿海各口给予必要协助,“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乾隆帝关怀所在还是朝贡及贡物,这注定马嘎尔尼尼使命无法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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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清政府对想象中“新附”番邦心怀戒惧。乾隆帝历次指示不断提醒沿海各省督抚加强戒备,当英使贡船进口时,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必旗帜鲜明,甲杖精粹,同时要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以肃观瞻而昭体制”。这显然是“天朝上国”心态的自然流露,无形中为马嘎尔尼使团完成任务设置了障碍。中国的期待与马嘎尔尼的使命相差太远,但是这个时候,中英双方并不真切知道对方底牌,尤其是中方根本不知道英国人此行主要任务在通商,在建交。这两件大事,对于中方,对乾隆大帝来说,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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