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两年会有一些反思，我们可能在跟国外同行的交流和学习的过程中，渐渐地被西方的创作理念影响了，甚至渐渐地成为了一种制作模式，它会让创作变得简单。但其实东方人的文化和思维跟西方人非常不一样，东方人的创作喜欢把事情变得模糊，而不是变得透明，西方人是喜欢把一切东西变得透明，很容易理解。我想其实很多的东方的，或者中国的电影创作者不希望这个作品太容易理解，或者太容易被说出来，如果几句话可以概括你的作品也许你不是那么开心。
独立平台的个性与自媒体的声音
顾雪：我其实很好奇，我们老是说媒体类型的纪录片和独立的纪录片。你现在属于独立导演，你跟平台合作的时候，媒体本身首先是传播性是首要的，其次是个人表达，你跟平台合作的感觉怎么样？
范俭：总的来说还好，但确实会有明显的需求上的差异，这毫无疑问。作者就想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态度，媒体当然首先考虑它的受众，这是很正常的，我可以理解这种逻辑，所以我并不觉得有什么违和感。其实可以找到一个中间点，我一直觉得我的性格可以跟不同的机构合作，找到既可以播放，同时我有自己的创作自由和能让我过程觉得比较开心的地方。
比方说《被遗忘的春天》，澎湃新闻给了我很多的自由和尊重，我说我不想拍这个，我想拍那个，他们说好，就按你的方式拍，我说我后期需要几个月，他们也同意。要尊重对方给到你的这些自由，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就可以找到中间点。
在传播层面，因为我本身是学新闻的，我理解对于独立的创作者来说大众传播是比较难的事情，我是可以接受大众传播，我也接受平台用他们的手段去推广、去包装，我可以接受这些。
顾雪：现在腾讯和爱奇艺这种视频平台会选择一个题目，然后邀请不同的导演来拍，他们希望看到是导演视角下的作品，而不是在一个规范议题下的准确表达，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变化？
范俭：我觉得有些平台已经有这种变化了，有的平台是会选择有个性的这种创作和表达的，在纪录片上给创作者提供了很多的机会。澎湃新闻是一个典型的新闻机构，我也没想到今年有这个机会去武汉拍《被遗忘的春天》。我们都知道，很多新闻机构和平台已经不能够去养太多的创作者，需要跟外界有合作才可以达成，所以创作者还是有很多的机会来跟不同的平台合作不同的项目。
顾雪：今年抖音、快手作为新兴的短视频平台也有很多疫情期间自发的创作的片子，从一个导演的视角出发，你如何看待观众反过来自己记录这个时代？
范俭：我其实更多想说一下Vlog，尤其武汉发生疫情的早期，有几个武汉博主的粉丝量是呈几何增长的，我觉得他们拍的东西是非常在地、鲜活有趣，你跟着他的视角在四处游走。没有被任何话语归训的反而是最真实的表达，我在那个情景之下真的很想看。
我觉得这种方式和这种表达是很有价值的。但是Vlog跟纪录片不一样，纪录片还是需要更为沉下来，思考更多。可以说Vlog是很多即兴的，不会有太多的思考，甚至不需要去综合不同的信息整合，Vlog不需要做那么多的东西，甚至是直播都可以，这两种形态给到观众的东西不一样。可以肯定的是相当多纪实内容的观众需要Vlog，需要自媒体的声音，这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因为很多媒体本身可以给到观众是有限的。
顾雪：你刚刚说到做纪录片需要很大的时间沉淀，疫情虽然还没有结束，你在这个期间有没有一些感想，或者有没有感到遗憾的地方？
范俭：我觉得在国内外关于新冠疫情的纪录片创作中，我看到了一些不错的作品，全世界创作者都在非常努力地记录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
但可能大家急于短时间地观察和记录，这个事件本身的历史延展性和更深刻的内容却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发掘与反思的，人类还没有真正理解这段历史，更不要说纪录片的创作者，这个是需要纪录片创作者更理性思考的。关于新冠疫情的纪录片，需要更深刻的关于这段历史的思考，我相信未来会慢慢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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