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九年末的长安中央朝廷，班列再次为之一空，史书称“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唐文宗也无奈说：“汉末受制于强诸侯，朕今受制于家奴。”
甘露之变对大唐的命运影响深远，敏感的诗人们当然也不会例外。
韩孟诗派的重要诗人卢仝，是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的嫡系子孙，布衣隐士，有“茶仙”之谓，偏偏那晚留宿宰相王涯家中，被无辜牵连而遇害。他的好友贾岛为此写下《哭卢仝》一诗，“长安有交友，托孤遽弃移。”临刑的卢仝向贾岛等友人托孤，可怜的他成了这一年命运最惨的诗人，如果不算王涯诗人身份的话。
甘露之变当天，白居易正在洛阳游香山寺，后几日，听到宦官腥风血雨屠戮无辜的消息，惊惧之余，也庆幸自己远离长安的先见之明，作诗云“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请君休说长安事，膝上风清琴正调”。
他的好友刘禹锡这时刚当了一个多月的同州刺史，那儿离长安更近，他对此事也更感震惊，不久便申请调任东都，从此也不复政治热情，当年永贞革新的豪迈已成陈年往事。他的《有感》诗中对被屠戮的宰辅表示了同情，但也不敢公开谴责滥杀无辜者。
甘露之变发生后，同在东都的杜牧除了侥幸免祸的后怕，还有对郑注、李训等人的猛烈批判，对其他朝臣却避而不谈。他此时的心情是“每虑号无告，长忧骇不存。随行唯跼蹐，出语但寒暄”“如何牛斗气,竟作炎荒土”，他尽管也曾气冲斗牛，但望着新婚不久的妻子渐渐隆起的腹部，最终还是选择顾左右而言他。
以前的党争最多影响一时的仕途，现在恐怖血腥的朝政却可能随时送命。朝官上朝前都要和家人泣别，不知晚上能不能回来。在外的官员，听到调回京城，不但不开心，反而要托病不就了。全身远祸成了官员的共同心愿，噤若寒蝉也就显得如此正常。
但也有诗人敢于替被枉杀者鸣不平，年轻的温庭筠当时刚到长安，在肃杀的政治气氛中，他写了《过丰安里王相故居》《题丰安里王相林亭》两首诗，悼念被杀的宰相王涯。诗人许浑也写了《甘露寺感事贻同志》悼念被杀的恩师、宰相贾餗。
这个寒冷的冬天似乎也比往年更冷，冻得人瑟瑟发抖，如果可以，我想备受宦官欺凌的朝官宁愿冬眠也不愿上朝吧！谁知在这万马齐喑的环境下，竟有一位不屈的诗人发出了这一年的最强音。他是何人？居然是给人印象比较内敛、诗风像夜莺一样婉转的李商隐。这位学杜甫学得最好的学生，用史诗般的诗歌和顽强的意志，给中晚唐之交的诗人们挽回了颜面。
四
李商隐又受杜甫影响很大，自然不会在这场影响深远的事变中沉默。他从这一年个人爱情和前途的苦闷中挣脱出，抬起头来注视笼罩在头顶的乌云，陷入对大唐命运的深深担忧，开始认真思考国家、政治与社会问题。
他写的《有感二首》明确注明“二诗纪甘露之变”，诗中，他叙述甘露之变的情况，愤怒地控诉宦官统领禁军滥杀朝臣，“御仗收前殿，凶徒剧背城。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他还责备郑李两位野心家，甚至连皇帝也敢于批评，发出了正义之声，堪称杜甫般的史诗。他还意犹未尽，写了《重有感》，希望上书皇帝指责奸臣的节度使刘从谏出兵铲除宦官。
数月后的春日，他重到长安科考，这次考中了，但他没有太大的喜悦。他特意到曲江转了转，果然曲江人迹稀少，长安阴风阵阵，他想到安史之乱中老杜的《哀江头》“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与此情此境多么相似啊，于是写下了《曲江》一诗：
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
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
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
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阳春意未多。
第二年，做了官的李商隐又写下了《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的长诗，与老杜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有异曲同工的深刻与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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