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员：在你的写作中，现实主义所推崇的人物塑造、情节叙事、细节场面都在有所展现。事实上，陕西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重镇，你的小说也在此序列中，并不是想研究地缘对于写作的影响，只是想探析你如何看待又重回人们关注视野的现实主义创作？在讲述中国这个庞大的故事时你又如何进行？
陈彦：陕西现实主义创作有深厚传统，作为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不可能不受影响。我始终在关注现实，想对当下发声。我觉得作家应该对他赖以生存的土地有一种深沉的爱怜，并且要勇于完成属于我们要完成的任务，那就是把自己所处的时代，以自己的所知，尽量完整地记录下来。我们的视角可能是偏颇的、单一的、狭窄的，但有千万种不同的记载，这个记录就会变得真实而富有起来。关于中国故事的讲述，我觉得题材太多，可以说俯拾即是，就看你怎么感知，怎么拾取，怎么判断。前一段时间看了印度一个电影叫《摔跤吧，爸爸》，还看了美国一个电影叫《寻梦环游记》，我就感慨良多，我们有多少这样的好故事呀，可惜没有做出这样的好作品。创作是要以各自的生命感受，去完成各自独有的生命表达，千万不敢把腿脚都朝热闹的裤筒里塞，越塞，故事会越讲越干瘪无味的。我把这叫自我热闹，自我放逐，自我边缘。熟悉什么就讲什么，不熟悉的故事，还没开讲，我就先张口结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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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故事》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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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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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人员：一个不得不提到的问题，你是成功写过“西京三部曲”《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的剧作家，并且三次获得“曹禺戏剧文学奖”，这对你的长篇小说写作有没有影响？具体是怎样的？
陈彦：可以这样说，我是从写小说、散文开始的。十七岁就发表过小说处女作《爆破》。后来开始写戏。还写过长篇电视剧。四十多岁后又回归了小说创作。散文创作几十年倒是没间断，出过好几本散文集。我觉得小说创作与戏剧创作一点也不矛盾。其实国外许多文学家都是小说、戏剧的两栖高手。我们的老舍、郭沫若也是。创作从本质上是相通的，就是想表达，想发言，想对生活进行价值判断，并且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之感。至于用什么形式，我觉得哪种题材适合哪种形式就用哪种形式，不拘泥反倒会有更多收成。从某种程度上讲，我鼓励更年轻些的创作者，写戏剧的不妨写写小说，写小说的不妨写写戏剧，这对于结构、样式、思想、情感与精神深度表达都会是相互补益的。
新媒体编辑：张滢莹
配图：剧照、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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