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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 三 )

政策高度王朝王安石儒家宋代邓广铭三经新义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至于所谓的“右文”，无非指扩大科举名额以及大量刻印书籍等类事体，我以为这也都是顺应当时社会发展所已经具备的条件，因势利便而做出来的，并非真有什么右文政策。
即使北宋王朝的上述种种举措，对其时文化的发展也不无其某些好处，但与当时全然由客观环境关系而被动施行的在文化上的兼容并包政策所起的作用相较，则是显然微小的。
与明朝的统治稍作比对，就可知文化专制主义之施行与否，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衰落的密切关系。朱元璋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在他取得政权之后，采行了极其横暴的极权专制主义。他在文化事业方面所推行的专制主义则集中体现在各级科场的“制艺”亦即所谓的八股文上。
自从元朝于英宗至治三年恢复科举制度以来，所定《考试程式》虽然己规定了必须从《四书》中出题，答卷则必须用朱熹的《章句》和《集注》，且还规定了字数，其后并有人作出《书义矜式》，遂而成为八股文的滥觞。
朱元璋对这种考试规定极为赞赏，专力推行，八股文的体式遂被固定下来（而且一直推行到清王朝的末期。这样一来，科举制度在唐宋两代所能起的推动文化发展的作用便一概消失，转变为禁锢和僵化读书应试生员思想的桎梏。
近今还常常有土八股、洋八股和党八股的出现，可见其毒害至今尚未清除净尽。因而在明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内所培育出来的真正有贡献约学者，为数实在不多。只有那些不肯入此牢笼的，如李时珍、徐霞客等等，才真能在学术文化领域内作出度越前人的成绩来。
在两宋期内居于全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文化，硬是被明朝的文化专制主义给断送了。明末清初的顾亭林曾说八股文的祸害甚于秦之焚书，这确实是一句切中要害的至理名言。
王朝|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
文章插图
六
尽管如前所论述，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然而近年以来，不论是论述中外文化交流的，或专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对于宋代的文化，大都只是作一般性的概述，而没有人作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因此，我们在此就且不妨说，有之，自陈植锷同志的这篇《北宋文化史论述稿》始。虽然他所论述的，在时间上还只限于北宋而未及南宋，而在这一时限之内，又还只论述了属于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而未涉及于科学技术方面的诸多发现、进展、创造和发明。
陈植锷同志这篇论文，取材广泛，思路畅达，所发议论比较鲜明、新颖，文字表达能力也强，所以，不但具有学术价值而且颇有可读性。既然这篇论文具有开创性，既然就中随处可以发现作者的独到之见，在其中便难免有不能立即获得公认者。例如，王安石因撰《三经新义》而除左仆射时，他在所进《谢表》中有云：
孔氏以羁臣而与未丧之文，孟子以游士而承既投之圣，异端虽作，精义尚存。逮更煨烬之灾，遂失源流之正：章句之文胜质，传注之博溺心，此淫辞波行之所由昌，而妙道至言之所为隐。
作者把这段文字引入到论文当中，但在这段引文之前，他先已引用了程颐论当时学术界有三弊的一段话：
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毁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
然后他把王、程二人的话加以比并牵合，说道：“传注之博溺心”，即批评训话之学；“章句之文胜质”，则批评文章之学；“淫辞波行”指佛老等异端。把传注等同于训话或无问题；把章句等同于文章似乎就不甚切合；王安石对佛老的态度与二程是大不相同的，因而把王文中的“淫辞波行”与程文中的“异端”都直指为佛老，那就更有商榷的余地了。
再如作者把北宋的儒学分为义理之学和性理之学两个阶段，且是论文中的一个着力论述的部分，这在答辩的当场，便已有学者提出了异议。当然，这些不过是属于见仁见智的不同，是值得进行深入商榷，而不能避断其孰是孰非的问题。或者更可以说，作者在这里又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而这对于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是更会发生一些有益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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