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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伯特兰·罗素
翻译：蓝旭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教书育人本来是个规模小而技艺精妙的行业，只跟少数人相干，近百年来，才成了公共服务中庞大而重要的一行。转变如此巨大，较其他行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行自有伟大光荣的传统，从历史肇端之际延续至今。然而，身为现代世界的教师，如果有谁听任自己受先贤的理想鼓舞，恐怕会得到明确的告诫，说教师的职责不是传授个人所思所想，而是把雇主认为有用的信念和偏见来灌输给学生。教师向来有饱学深思之誉，大家以为听其言就能善其事。古时候，教师还没有组织，教什么也自行其是。他们固然也常常因为见解不合时宜而受到惩罚——苏格拉底被处以死刑，柏拉图据说曾身陷囹圄，就都是先例——却不妨碍他们的学说畅行于世。果然有志于教，谁不向慕寄身篇籍而自致于不朽，胜过计较年寿修短？为了恰当履行教师的职责，思想独立的意识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教师的本分，便是尽其所能，把知识和理性汇入公众意见形成的过程。古人履行这一职责往往不受羁绊，偶尔有人君命之，众怒犯之，也不过时松时紧，往往难奏其功。到了中世纪，教育受教会的垄断，于是思想、社会两方面都很少发展。文艺复兴时，对学问有一种普遍的尊重，教师的自由因此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诚然，宗教裁判所曾迫使伽利略尽弃其说，又使布鲁诺蒙受焚身之难，但是这两人在未遭惩创时却已各立其说。大学一类机构，当时多半还是教条主义者在操持，因此学术思想的上乘之作大多出自独立学人之手。尤其在英国，直到19世纪末，第一流的卓荦之士几乎不跟大学发生关联，只有牛顿是个例外。无论如何，那时的社会制度很难干扰他们的活动，也难以阻止他们发挥贡献。
当今之世，组织完备，因此也面临一个新问题。某种称作“教育”的东西，正施于每一人，主持者通常是国家，教会有时也担当此任。教师则大多一变而成为政府雇员，奉命施教而已。主事的官员却没有自己的学问专长，也没有直接接触年轻学生的经验，所尊奉的教育宗旨，除宣传以外别无长物。身处此境，教师如何发挥所长，恪尽职守，殊费思量。
国家办教育显然是必须的，却也包含某些危险，亟需警惕，这一点是同样明白的。令人惊愕的罪行，已见于纳粹德国，如今又见于俄国。在罪恶泛滥的这些地方，如果不向专断的教条俯首称臣，就没有从教资格，而那些教条，思想自由的人士恐怕难以心悦诚服。但还不止是委身教条，更要容忍邪恶，慎言时事。字母表或乘法口诀一类，既然没有异议，官方教条倒也未必指鹿为马。就算这类内容，在极权国家，也只能教学生尊奉权威，信之不疑，只管养成恐惧、臣服、盲从的习惯便是，不容教师擅用其法，哪怕自以为可以事半功倍。只要所教所学不限于纯粹知识，那么，凡有争议的问题，都必须采用官方观点。结果，纳粹德国和俄国的年轻人，都变得感情狂热，见地偏执，对国外世界一无所知，对自由讨论少见多怪，更不懂得对他们所持的意见提出质疑乃是无罪的。情形尽管很糟，却还不算最糟，一旦潜移默化的教条举世奉行，则大难至矣——中世纪的天主教便是如此。跨国文化的整体概念，现代教条主义者却不予承认。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所推行的信条各各不同，而教导青年，无不以狂热的民族主义为至关紧要，于是乎，这个国家的人民跟其他国家的人民毫无共识，普世文明的概念既付之阙如，好战与残暴便肆行无阻，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羁束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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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纳粹德国的小学生在课堂上行纳粹礼
从一战以来，文化国际主义便逐渐衰落，迄今还在加速进行。1920年，我曾在列宁格勒会见一位理论数学教授，他对伦敦、巴黎和其他首府都很熟悉，又身兼多个国际大会成员。如今，这位俄罗斯的饱学之士，连短途旅行也难得获准，为的是担心他有所比较，于本国不利。其他国家在学术上的民族主义还不至如此极端，但处处都比从前更有力。英国有个趋势，是取消法国人教法语、德国人教德语的惯例（我相信美国也是如此）。任命授职的时候，考虑任职者的国籍，却不考虑能力，这是对教育的损害，也违背跨国文化的理念。这理念本是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的遗产，如今正淹没于新的一轮蛮族入侵，不是从外向内，倒是自下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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