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72岁的吕良珊依稀记得当年吕氏祖宅的规模几乎占据了大半个村子，最前排为马厩，路上铺了青石，门口有雕刻的下马石，居住在吕氏祖宅上的吕氏后人们五世同堂，其乐融融。而他唯独无法触摸的是父亲当年的欲言又止。“1968年，父亲在政治运动中去世，我25岁。很多话，他说的时候我不听，后来长大了想听的时候他已经闭口不提了。只记得他说过，我是吕氏的四十五世孙。”
除了本村的吕氏后裔，还有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吕氏后裔也曾到该村寻找“四吕”的遗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姚中秋便是其中之一。3年前的清明假期，他曾专程赴蓝田寻找“四吕”的墓地。然而，当他按照村民的指引找到吕氏墓地时却大失所望，“没有碑，没有坟冢，只有麦田。墓地是经过省里考古发掘后回填的，土质明显松软，一下雨，塌陷了。”
这令姚中秋很伤感，“不论是对于关中还是全国，‘四吕’对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极为重要，但在家乡却连个墓碑都没有。关中人太快地把自己的乡贤给忘记了，只听说有一个碑在当地的五里头小学。”
据吕晓亮介绍，该“筹委会”已经为搜集吕氏文化忙碌了近十年，结果“还在原地转圈”。
黑板报上讲述“德业相劝”
在养鸡场的“筹委会”办公室，吕晓亮和该“筹委会”成员吕良珊、吕希望向村支书封良民感叹，“黑板报没保住，‘协会’失去了话语权。”封良民苦笑了一下，算是对这位老同学的回应。
第一任会长、西安理工大学吕惠民教授去世后，吕晓亮于2012年受托担任第二任会长。从当教授的堂兄手中接过会长的重任，高中文化的吕晓亮兢兢业业不敢懈怠，除了上网搜资料、去邻近四乡寻访吕氏的手稿遗迹、与全国各地的吕氏后裔联系，他还有一份重要的工作，向村里的年轻人宣传“乡约”的意义。刚开始，会长吕晓亮的确是热情高涨的。
曾经推销过十年鸡饲料的吕晓亮有的是经验。他曾经坐着堂兄吕希望的摩托车，到邻近二十多个村的吕姓人家做“调查”，“就问他祖上是不是桥村的，什么时候离开桥村的，与‘四吕’有没有关系，如果不是，那么他祖上是哪儿来的。”可这样的方式占用时间多却收效甚微，“有的说不知道，也找到了一些从咱桥村‘四吕’出去的，我们了解到有个别人家手中有一些材料，但不愿拿出来。缺少资料物证，咱这个族谱就没办法编，吕氏文化在桥村就没法给人家说服力。”
让吕晓亮投入精力最多的就是黑板报“乡约记事”了。村上的黑板报就在村头的一家私宅外墙上，与养鸡场隔着一条马路，已经弃用多年。吕晓亮每天伺候完2000多只鸡的间歇，有的是时间干他的“文化事业”，啥也不耽搁。
从网上搜来有关乡约的内容典故抄到纸上，再用粉笔一笔一画地抄到黑板报上，要设计版式，要通俗易懂，还要“抓人”。板报的更新也有讲究。“一般是一个月更新一次，也不固定，要是村上有人家过大事或者过年过节，咱就给它赶着出一期新的，这个时间村上回来的年轻人多啊，外村来的也能看到。”
在上沿儿两米多高的黑板报前搭的架子，瘦削的吕晓亮不知道跳上跳下了多少回。“内容主要是‘德业相劝’的多一些，孝敬老人、邻里和睦的道理等等，现在基本上我们这一代人以下，教育子女都是抓钱为主。”
韩国人组团来桥村寻根
其实，失去“阵地”之前，在桥村活了近半辈子的吕晓亮就已经体会了“干事业”的甜酸苦辣。时不时地有人问他是在弄啥呢，问他咋不弄点正事，问他“腰疼不”，是不是想出风头，“这都算是客气的，还有的话听不成。都是一个村的，那是拿刀剜咱的心呢。”
就连本村吕姓年轻人也对几个老人搞的协会“不感冒”。72岁的“筹委会”成员吕良珊说，“年轻人追求的是物质和金钱，到如今没有一个年轻人过问。”
偶尔也有人说这个事情弄得好，还有外村来串亲戚的，看了黑板报说：“看人家桥村，就是不一样。”吕晓亮听了心里美滋滋的，不过，“看板报的基本都是外村的，咱村人基本不看，老人要忙家务，年轻人都出门打工了，也没时间关心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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