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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胡说也未免太离谱了。封建古代的宫廷阴谋往往成为千古之迷，说法众多难以统一并不奇怪，可是在雍正问题上无论怎样众说纷纭，严肃的历史学家没有一个会相信《大义觉迷录》中的雍正自道，包括那些高度评价雍正政绩的人在内。因为该书的拙劣编造早在当时就已是欲盖弥彰，以致雍正一死乾隆立即把它列为禁书。正如我国一流清史学家集体编著的最近著作《清代简史》所说“由于胤禛与隆科多合谋取得皇位，事出仓促，密谋不周，以致漏洞太多。雍正即位后，花了很大气力堵塞漏洞，但越堵越漏，《大意觉迷录》就是其中一个典型”对这样一种连雍正的儿子和制定继承人都羞于示人的编造，我们的编导却不仅全盘接受，还锦上添花，真不知“今夕是何年”了。冯尔康先生是国内史学界倡导给雍正翻案的代表，曾誉雍正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但冯先生对雍正伪造历史的劣行也深有体会。中国素有标榜直笔的“史官文化”，虽然实际上历代帝王都干预修史，造成“实录”不实，但象雍正那样不仅伪造历史，而且图改档案，伪造史料，则还是罕见的。在对照了雍正“加工”过的《朱批谕旨》、《上谕内阁》等档案与故宫中幸存的原件后冯先生也感叹曰雍正“爱改史料，实是一个大毛病。”宫中档案要改，何况《大义觉迷录》这样的宣传品？而雍正所以有此种爱好当然不是闲得无聊，实在是他亏心事做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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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雍正“得国”而言，虽然九重之内的许多细节已成千古之迷，民间种种流言也未必可信，但今天已能确证的事实是：第一，康熙暴卒于畅春园时，胤禛与负责警卫的隆科多控制着局势，真情如何只有他们二人清楚，而《大义觉迷录》所讲的“八人受谕”之说纯属编造。他为何要编呢？第二，所谓“康熙遗诏”的汉文原件现仍存故宫内第一历史档案馆，它之为雍正伪造是铁证如山的，正如大力为雍正“辩诬”的冯尔康先生也指出“毫无疑问，这个诏书是胤禛搞的，不是康熙的亲笔，也不是他在世时完成的。”当然，冯先生并不认同雍正“篡位”说，但他没有解释不篡位为什么要矫诏。第三，康熙末年诸皇子在朝臣中声望最高的皇八子胤禩，康熙本人最器重的是十四皇子胤禵，而胤禛并无任何特殊地位。因而其继位大出人们意料。这一背景是明摆着的。第四，雍正即位后立即把康熙晚年的近侍、常传达康熙旨令的赵昌诛杀，当时在京的外国传教士马国贤称此举“使举国震惊”。接着又下令要群臣把康熙生前所发的朱批谕旨全部上缴，严禁“抄写、存留、隐匿”。这显然有杀人灭口与防止秘情外泄的嫌疑。第五，隆科多与年羹尧是雍正继位的关键人物。隆掌宫禁，传“遗诏”，而年则为雍正派往西北监控争位主要对手胤禵的亲信。即位后雍正一时不顾君臣之礼地大捧他们，称自己不识隆才，“真正大错了”，说隆是先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对年更称为“恩人”“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还检讨说“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如此肉麻世所罕闻。然而大位一稳，雍正很快翻脸杀了隆、年二人。尤其可怪的是杀隆科多时还特别宣称先帝临终是“隆科多并未在御前”。当时被视为“遗诏”传人的人如今竟被认为根本不在场！如非杀人灭口而是仅仅因为其他罪过，这从何说起呢？此外，雍正即位后似乎害怕康熙的亡灵，弃康熙常住的畅春园、避暑山庄而不住，避康熙之陵墓而另在京城相反方向创建西陵作为自己的归宿，等等，都是后人断定雍正“得国不正”的根据，这一切决不是“雍正的政敌造谣”所能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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