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一粒微尘，落在个人头上，便是一座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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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京剧泰斗马连良年少成名，纵横梨园近60载，却注定葬身于60年代的政治沙尘暴中，从肉体到灵魂均被碾落成泥。马先生的陨落向我们展现了那个特殊时期一个群体注定的结局，标记了一个时代政治、文化和艺术的悲剧。1901年，马连良出生于北京檀家胡同的一个回族家庭。1909年，父亲马西园将不到8岁的他送入戏班\"喜连成\"。从此，马连良开始了自己作为京剧大师的沉浮一生。进入戏班后，马连良早起晚睡，勤奋刻苦，在著名导演陈凯歌的成名作《霸王别姬》中，主角程蝶衣小时候因唱错一句\"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便不停被师傅抽打责罚，戏曲演员初入行的严苛和艰辛可见一斑。但这一切，在马连良看来都是破茧成蝶之前的磨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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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学苦练让马连良18岁便学成\"出科\"，他却在后来的演出中深感自己的不足，决定返回\"富连成\"（\"喜连成\"于1912年更名为\"富连成\"）重新入科。\"回炉重造\"的几年里，他潜心钻研、博采众长，为他成长为一代大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后的十来年间，马连良走南闯北，先后与尚小云、俞振亭等大家名社合作，开始改造传统曲目唱出自己的代表作。随着马连良表演艺术日臻精湛，他先后与周信芳被盛誉为\"南麒北马\"，与余叔岩、高庆奎、言菊朋并称\"前四大须生\"。幼年入行的马连良逐渐在梨园江湖中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然而覆巢之下无完卵。在19世纪30年代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民族存亡的关键时期，文化和艺术之花又岂能在民族的腥风血雨中安然绽放？遗憾的是，家境窘迫的马连良只上了两年小学就被送入戏班，之后便一心沉迷于戏剧艺术淬炼，他身上有着艺术家的天真纯粹，也有着市井艺人世俗的名利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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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独独缺少对时代大局的敏锐洞察，更缺乏投身革命浪潮、为国献身的热血激情。我们必须承认个体教育的欠缺，甚至让他缺少对政治时事变化的基本认识和预判，这为他之后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抗战全面爆发的前夕，马连良却耗资与人合建了可容纳1400观众的现代化大剧院。事变后，中国掀起了全民抗战救国的热潮。马连良却不得不忙着将自己的剧院迁入天津租界继续演出，这不免让他被人讥讽\"商女不知亡国恨\"。更甚的是，1942年10月马连良为了帮助朋友建立回民学校赴伪满参加了筹款义演，被日本人强加了\"华北政务会演艺使节团\"的头衔。而毫无政治敏感的他还在演出后上街穿着日本军服，横跨日本战道拍照。抗战胜利后，他的这些行为被国民政府某些想要敲诈其家产的人利用，致使他被控诉\"汉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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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无知的后果是他半生的积蓄被洗劫一空，负债累累，只能南下唱戏还债，后因债务滞留香港。1951年，在总理和时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的梅兰芳的多方周旋下，政府帮助马连良还清了在香港的债务，他才得以回国和家人团聚。50年代国内政治运动持续开展，大量小作坊、小商铺改造关闭，这让传统戏剧的主力听众阶层慢慢消失，促使戏剧艺术的审美被迫变化。这一切无疑对曾经的京剧泰斗马连良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冲击。京剧、舞台和听众就是他的第二次生命。可是此时，他慢慢看着自己的舞台坍塌，看着老戏迷泯灭，看着自己引以为豪的技艺被时代浪潮吞没，内心定是千疮百孔，一代大师已成强弩之末，无力回天。幸好，马连良仿佛找到了另一条出路。在目睹当时国内接连不断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改造后，他痛定思痛，于经验教训中磨炼和提升了自己的政治智慧，紧跟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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