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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1937年在清华大学）
在“碎金文丛”中收录了潘光旦先生的一本文章集，名为《逆流而上的鱼》。书里辑录的文章大多是潘先生刊发于当时报纸刊物上的长短评，其中谈到了许多今日依然困扰人们的社会问题，如青年恋爱、幼儿教育、老人赡养等。可以说，这是一位身处时代变革之际的社会学家，以实际的一个个案例，针对具体社会问题，探讨着承续与新变的命题。
虽然这些文章发表于近百年前，讨论的也是当时的社会时政，但很多文字今日读来依然富于洞察力和穿透力，这或许就是一流学者的思想魅力。譬如，他在一篇文章里谈及当时国民政府强行废除阴历，不同于其他一些知识精英们高呼欢迎的支持态度，他却对普通民众的心理怀有一种同情与理解。他呼吁那些所谓“移风易俗”的创设与革新，要在尊重习俗与传统的基础上推行：“高高在上的是一班切心于改革的政治领袖，以为改革的结果一定是进步。在下的却是一班习与性成的平民，他们的生活和生活的意义始终寄托在历代相传的习惯里。”
报纸和杂志对于当时学人而言，多少也算是一种“新媒体”，是他们介入社会的一种重要方式。潘光旦便热衷于通过撰写时评来观察社会、参与讨论，同时也砥砺其观点。他曾在《学问与潮流》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我们真在一种潮流之内，我们在学问界讨生活的人——应当如何对付？”尤其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学人来说，学问不可能凭空滋长，而须植根于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
同为中国社会学先驱的吴景超，也非常喜欢在报刊上发表他对于社会问题的看法与建议。如在“碎金文丛”中收录的《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一书里，吴景超畅谈他对于农村与都市的看法。他一反前人将都市视为农村仇敌的言论，倡导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他认为在都市中兴办工业，可以解决农业人口太多的问题；发展都市交通，可以帮助农村货物的流通；拓展都市的金融机构以至于农村，使其成为农民资金的蓄水池，存取便利合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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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吴景超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潘光旦、吴景超，还是费孝通等诸多学人，都接受过欧美名师指点，接受过系统、完整的西方学科训练，并且在国外生活多年。潘光旦学成于哥伦比亚大学，吴景超可谓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中国传人，费先生曾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然而也正是借助于西方学术体系的参照，他们发现了中国本土的特殊性，体味到其中复杂丰富的社会形态和自成一体的民间秩序，并不是套用西方理论便能解释的。在此基础之上，他们开启了认知中国的本土化研究，为我们留下了丰硕的成果。时代给了他们开拓眼界的机遇，而他们也以所学来回馈时代的厚赠。
百余年前的北京，可以说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文化之都。这里大学林立，名家云集，经典荟萃，古、今，中、西的时间与空间交叠于此，元气淋漓又风起云涌，孕育了中国现代学术最富学养也最具个性的一代学人。
王汎森曾在一篇文章中尝试回答“为什么天才总是成群地来”的问题。他提到了营造学术环境的重要性：学问的养成，并不只是线性的、纵向式的传习与听受，横向的、从侧面撞进来的资源同样不可或缺。“凡是一个学派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时，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着‘白首太玄经’的工作，同时不拘形式地围绕着一两个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对话。”
确实，或许的确存在着天赋异禀的孤独天才，但真正的群星璀璨还是相互辉映的结果。正是在百年前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他们从天南海北汇聚于北京，将外部的世事风云融汇为内在的精神体验，最终成为吸引我们不断回溯的中国现代人文原点。
来源：北京晚报 | 作者：倪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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