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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国家观是民族主体国家观，这是一种民族关系双重性的国家观。对于中原王朝来说，认为本民族（华夏族）是国家的主体居民，是自己的人；华夏以外的民族，即如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是异民族，是外人。这就是“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点。所以形成这样的观点，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当时，中原王朝的周围已有众多民族在生产和生活，而且彼此之间已存在联系，无视他们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因之，对异族的包容，是华夏族的一个重要优点；二是华夏族的经济比较发达，文化水平也比较高，自认为是有文化的民族，自视甚高，在与异族为争取生存空间而发生矛盾斗争乃至发生战争时，有作为的、理性比较强的政治家多不断协调民族关系，争取和平相处。但其理论观点，都是以本民族为主体。如《尚书·虞书·尧典》曰：“协和万邦。”《诗经·商颂·玄鸟》曰：“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殷武》曰：“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这都是民族主体国家观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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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边远地区较强大的民族也相继建立国家，史称方国，由于类似的原因，其国家观亦非狭隘的民族国家观，而是具有民族主体国家观的特点。如《史记·楚世家》记，西周后期，楚国兴起于江汉之间，兼并附近小国。其首领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至春秋前期，中原混乱，诸侯互相攻伐，楚武王又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所以这样，据楚武王说：他的祖先曾任周文王之师，后来只封给“子男”的爵位，他为此而不平，要求给予较高的尊号。楚在春秋的整个时期，一直北进，长期成为中原各国的威胁，尤其是“楚庄王问鼎洛邑”一事，华夏族人莫不心惊；可是楚是最早“向化”的族群，也是最早比较彻底地融于华夏的大民族。民族主体国家观在平常时期有其民族包容的一面，但在民族对抗时，常常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特点。此事在春秋的前中期，一度表现突出。如在南方的楚国和北方的戎、狄极力向黄河流域进犯时，有些华夏人士惊呼：“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为救援受到山戎、北狄严重侵犯的华夏系燕、邢、卫等国的危亡，齐国的名相管仲竟对齐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史称这些言论为“华夷之辨”。齐桓公、晋文公等相继以“尊王攘夷”的口号相号召，领导了中原地区众多的华夏系诸侯国的民族自救运动。大约至春秋中期，即在公元前546年“向戌弭兵”之后，“华夷之辨”才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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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之辨”方炽之时，民族间和平的经济、文化交流仍时断时续，民族间的同化或融合亦未停止。《韩非子·有度》曰：“齐桓公（前685—前643）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又曰：“荆庄王（前613—前591）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难二》曰：晋“献公（前676—前651）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史记·秦本纪》曰：秦穆公（前659—前621）“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此四大国原来的主体民族有华夏，有荆蛮，可能还有戎狄，被兼并的民族成分更为复杂，这四大国至此时都已是地区性的多民族国家了。有些民族经过数十年，可能会融于华夏族；也有的民族经过一二百年，仍保持其民族的主要特点。以属于晋国的一支戎族为例。鲁襄公十四年（前559），戎子驹支对晋大夫范宣子讲述了他的族人归服于晋国的情况说：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晋）惠公（前650—前637）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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