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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二六O年,赵括之母,也就是赵国名将赵奢之妻,在赵国生死存亡之际,上书赵孝成王,直言领军打仗将领决定着整个军队乃至国家的命运,其子赵括虚骄鄙吝,缺乏实际的治军才能,“不可使将”。但赵孝成王却哭着喊着要中秦国的反间计,执意用纸上谈兵的赵括替换久经沙场的廉颇。面对国王的执拗,这位奇才卓识的女子见为国献策不成就转而为家族谋利:“王终遣之,即有不称,妾得无随坐乎?”赵王应允。
战争结果真如赵母所料,赵军大败,赵括战死而四十万赵军倾覆。因为有言在先,赵母免于株连,逃过一死,但却活罪难逃:四十万阵亡士兵的家属群情激昂地堵在其家门口要求偿命。夫已死,儿已亡,又没有手持枪械的暴力统治工具可以调动,一般人见了这番架势早就吓得惊惶不知所措,但赵母却不然。
只见她手捧其子牌位,从容地走到一场群体性纠纷的最前沿,哽咽地诉说着自己也正在遭受着同样的丧子之痛,坦诚地表示愿意为儿子的失职偿命,但是她一人之命实在不足以换回几十万牺牲将士的性命,而且当前秦国大军已将邯郸团团围住,赵国危在旦夕,国之兴亡,匹夫有责,当前明智之举是同仇敌忾,救国于危难。众人听后无不为之动容折服,报国图存之心油然而生。
在兵荒马乱中一个生死攸关时刻,在国王愚蠢、大将骄纵、群氓无知的映衬下,这一介妇道人家的胆识、谋略、沉着和机敏,一定让秉笔记事的史官惊得汗流如注、瑟瑟发抖,情急之下找到了那个保全男性颜面的惯用绝招:避重就轻。于是,千百年来,人们只记住了赵括的惨败和纸上谈兵的危害,却忘记了一位女性伟大的胜利和本来应该有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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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果绝不是缘于史官个人意志作祟,而是由群体性的男权意识所决定的。那么多英明神武的帝王将相,难道还不如一个居家守寡的妇人?可以承认决策失误,但绝不能让一介女子在史书中太过风光。对史料的随意取舍和裁减,以及对女性勇气智慧的轻描淡写和刻意虚化,显示了男性作为权力性别的话语权优势,但也暴露了面对自认为比自己劣势的群体居然如此强大时,内心无比的胆怯和虚弱。
这样的胆怯和虚弱,其实不仅是男性,也不仅是统治者,而是自视高人一等的族类或个体再熟悉不过的。西方中心论曾横行世界文化多年,在那些论者的笔下充满了狡猾、虚伪、奸诈、凶残、愚昧的中国人形象。这实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缺席存在:被肆意扭曲、丑化和诋毁。在乐此不疲地对中国人形象进行扭曲和丑化中,西方人心满意足地完成了一次次唯我独大的自我陶醉,但也照见了自己恐惧和虚弱的内心。因为只有怯弱的人,才不敢正视和承认他人的强大。
智慧和勇气不应有性别、年龄、身份、地位之分,也不应有敌我、中外、强弱之别,这本应是妇孺皆知的浅显道理。真正的智慧和勇气,在于对一切人类智慧无差别的认可和吸收,对包括敌人在内的所有对手的礼赞和歌颂,对一切有意义的成败发自内心的正视和借鉴,对一草一木都不等闲视之的悲悯和尊重。这或许已经不仅仅是史官的任务,也不仅仅是男性的任务,而是人类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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