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谈心的皇帝何止雍正呢？！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有一段康熙皇帝因大臣腐败而和他们交心的戏，虽是文学创作，但也很能说明皇帝和臣子之间这种复杂的关系。这段戏在陈道明的演绎下，情绪极为饱满，感染力极强，观之令人泪下。有兴趣的读者不妨重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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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和臣子谈心绝不只是个别皇帝的特殊个性使然。当制度、法律遇到了瓶颈、无法突破时，便只好诉诸内心、感情。古代中国之所以每当遇到危机时，人们都喜欢大谈道德、人心，其因即在此。进一步来说，正因为政治中充满了种种微妙的感情，所以一切政治到最后都变成了揣摩上级、揣摩皇帝的心思，变成了一个心理学活动。心理学是很悬奥的，毕竟人心难测。乾清宫里挂着“正大光明”的牌匾，但古代中国政治何曾有一日正大光明过？终究不过是勾心斗角、权谋之术，肚子里的一点小九九，可笑，可悲，更加可耻。
四
由于政治变成了一个心理学活动，所以给中国皇帝做手下就特别得难，把自己放在妾妇、子孙的位置，终究还是不够，还是会被打屁股。为什么不够呢？因为妾妇、子孙毕竟还要遵守一套节妇妖妇、孝子逆子的标准，而这些标准是独立于皇帝的，也就是说，可能会不合皇帝的心意，所以就可能会被打屁股。因此，为人臣子的，应该把自己再放低一点，放到比如奴才的位置，把君臣关系变为主奴关系，大概就差不多了。这是一种绝对的忠诚和服从的关系，正如雍正帝在驳斥臣下的献媚语（“君恩深重，涓埃难报”）时所说的：“但尽臣节所当为，何论君恩之厚薄。”或者，用现代的语言来说，“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什么“君仁臣忠”、“君臣以义合”，通通都是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了三纲为什么能合为一纲——因为所谓三纲（乃至师徒等等），说到底，无非都是个“主为奴纲”。[3]
做奴才的，最要紧的就是揣摩主子心意并投其所好。从否定的角度来说，除了主子的喜好，奴才们不能有任何别的标准可依从，不能有任何个人的坚守和思考，不能有任何“独立人格”（像年羹尧那样）。像胡期恒那样不肯检举年羹尧，无论他是出于忠于朋友抑或是忠于事实，都是把另外一套道德标准放在了比最大的主子更高的位置上，是绝不能容忍的。从肯定的角度来说，做奴才的要配合好主子。主子想要谈心，奴才就要配合谈心；主子想要爱你，奴才就要拿爱回应；主子想要扮演父亲、丈夫时，奴才就要配合着扮演好儿子、妻子；主子想要演一出不穿衣服或者分辨鹿马的戏时，奴才们也都要夸赞皇帝的新衣服真漂亮，或者发明一套“鹿即是马、马即是鹿”、“以鹿为体、以马为用”的伟大哲学来。
这就是古代中国的为臣之道。当然是很难的，不然老话也不会说伴君如伴虎啦！但话又说回来，其实能坐稳奴才的位子已经很不错了，[4]还有许多时候可是想做奴才都没得做。比如前几天我看到秦晖老师在一次对话中提到了崇祯皇帝，这位可就比雍正帝难伺候多了，仅仅投其所好就根本不灵：“[崇祯皇帝]太爱面子，而且经常出尔反尔。一旦反悔，就要把原来听他话做事的人给杀掉，把责任推给别人。他在任期间杀的宰相将帅之多，搞到后来没有人敢出主意。最后到了什么地步？连赞同他主意的人都不敢说话了。因为假如皇上主意一变，会拿你是问，他不会说这个主意是他出的，他会说都是你坏的事儿。”这就难怪满清入主中原之后会觉得“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了。可即便如此，中国人还是那么喜欢当官，可能真的是某种隐秘的SM情结吧。[5]
注释：
[1]正德皇帝也没让蒋钦失望，“上疏递了进去，又换来三十廷杖。三天后蒋钦死于狱中，终年四十九岁。”参见吴思《刘瑾潜流》一文。
[2]如孔飞力所说，皇帝和高级官员之间有着紧密的个人关系，君主经常称他们是“心腹手足”，而官员个人则要极端地依附于皇帝。玩忽职守不仅是犯罪，更是对皇帝不起，是“忘恩负义”。进一步来说，不光皇帝和大臣们之间如此，所有上下级关系都是如此，整个中国的官僚制都有一种“家长制”的特征，上下级之间有种个人性的效忠色彩。参见孔飞力：《叫魂》（1999），第273、279、259—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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