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四年（1071年），在宋神宗赵顼支持下，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进入高潮，但反对力量的反弹也更加激烈，这年出现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自断手腕现象。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争议纷纷，百姓更容易受到蛊惑。偏偏在这个节骨眼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在杭州乡村游玩，看到新法对农村造成巨大的危害，苏轼忍不住写下了《山村五绝》，“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青苗法惹的祸，盐法让老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八月十五看潮写下波澜壮阔的观潮诗，还不忘写下“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明显对水利法不满啊。
巡查两浙农田水利的沈括看望苏东坡时，发现他的诗作多有讥讽新政之作，抄录下来加上注解呈给赵顼，赵顼却毫无惩戒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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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有本书《梦溪笔谈》，被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就是这个沈括写的，这位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竟然是个告密的小人。
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虽然是被外放，但能独当一面也让豪迈的诗人意气风发，写下了气势恢宏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
豪迈之后愤慨不平，他写了《王莽》、《董卓》两首诗，矛头直指王安石、吕惠卿二人。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长子病故，王安石第二次辞去宰相，从此隐居江宁，法令亦陆续被废止。
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又转任徐州知州。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调为湖州知州。他在地方任职时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上任湖州后他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其实这只是例行公事，但诗人在官样文章夹带了浓烈的个人色彩，其中发了几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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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变法的保守派领袖司马光写信给变法派领袖王安石用了“生事”二字，“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
苏轼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
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呵呵，苏知州念念不忘对新法之厌啊。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的第二年，赵顼改年号为“元丰”，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开始了“元丰改制”，然而变法依旧伴随着反对的声音。
失去了王安石，赵顼本就很伤心，又要独自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免有些恼火。他决定实行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严惩反对变法的官员。
“熙宁变法”虽然成果不大，但赵顼成功的分化了官僚集团，打破了相权和谏权联手对皇权的制约。被他贬谪的官员，御史和谏官占了绝大多数，御史台再也不敢以天相来劝谏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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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台的新人正愁没有机会献宠，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里行舒亶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他。
除了前面提到的几首诗，还有苏轼写给弟弟苏辙的《戏子由》中的“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更是大逆不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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