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诡的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也不认同张竞生的《性史》，把它当成糟粕进行批判。胡适说：“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思想的内容与形式，从读经祀孔，国术国医，到满街的《性史》，满墙的‘春药’，满纸的八股文，何处不是中国特征？”
同时代最顶级的教育家张伯苓、蒋梦麟，也都要对张竞生的理论“赶尽杀绝”。可想而知，张竞生有多难，他的存在有多濒危。
鲁迅算是很激进的人，但他对张竞生那一套基本是冷言冷语。他当时跟许广平鱼雁传情，打得火热。许广平故意在信里考验鲁迅，张竞生之流发过情人制之类的伟论，你不妨去体验一下？
鲁迅怎么回的？鲁迅说，张先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要是写文章，博眼球也许会这样写。但我自己想要的，我会占有她，才不愿意公之于众呢！张竞生那套东西要实现，大约要到25世纪吧。
听听，多巧妙的情话，25世纪的事，我才不管，我现在就要你。鲁迅在对待张竞生的态度上，与许广平达成了一致。
从此，鲁迅和许广平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当时，几乎只有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撑张竞生。周作人，是张竞生在北大的同事，名气比张竞生大，名声比张竞生好，是当时文坛的当红辣子鸡。
周作人看了张竞生的文章和著作，很是佩服，专门撰文称赞他的大胆和诗人天分，还就神交法和避孕手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张竞生得到周作人的加持，喜不自禁，曾经把周的话大段大段放到自己的书里。
这可以看出，张竞生在当时提倡性学，确实很前卫，也很孤独，所以迫切地需要有名人出来给他站台撑腰。
他太超前了，用鲁迅的话说，他整整领先了同时代人500年。他太孤独了，一想到他孤军奋战，备受嘲讽的样子，最爱君就觉得他的同时代人都欠他一个道歉。
实际上，张竞生的《性史》也好，《美的人生观》也好，爱情定则也好，不仅充满了科学理论的探讨，也彰显了他一贯关于支持女性解放（包括性解放）、支持优生学（强国保种）的观点。但竟然得不到时代的理解，可悲可叹。
06
在《性史》出版的第二年，刚好时局变化，蔡元培离开北大，张竞生也无奈地南下上海了。
虽然顶着骂名，张竞生并没有收敛他的性学研究。他和朋友合开了“美的书店”（所以“美的”这个品牌由来已久），编书，卖书，做杂志。他出版了《第三种水》等书，还首次在上海雇佣了女店员。
总之，尺度越来越大，懂他的人也越来越少。连原来支持他的周作人也看不懂了，说张竞生已经不是原来的张竞生，堕落为“道教的采补家”。
这段时期，张竞生的婚姻出现问题。他的妻子褚问鹃践行了他的“爱情四项基本原则”，加入共产党，投身妇女运动，结果张竞生十分不满，发文章大骂褚问鹃是“可怜无耻的妇人”。周作人看不过眼，批评张竞生“满是旧礼教，不见一丝‘新文化’”。
《新文化》是张竞生当时创办的杂志，周作人借用进行了一语双关的讽刺。张竞生则进行反击，几乎失去理智，甚至指责周作人娶日本老婆之类的。两人关系破裂。
这件事成了张竞生一生最大的瑕疵。他倡导婚姻自由，却不允许妻子自由；他抱怨别人对他人身攻击，自己却采取了更加恶毒的人身攻击。
晚年的张竞生对这件事进行了忏悔。
在上海大约两年后，精疲力竭的张竞生无力面对来自多方面的夹击，最终停刊关店。
鲁迅1930年以反讽的口吻对张竞生这一段的经历进行了速写：
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给买主可以问她“《第三种水》出了没有？”等类，一举两得，有玉有书。可惜“美的书店”竟遭禁止。张博士也改弦易辙，去译《卢骚忏悔录》……
07
停刊关店之后，张竞生回了趟法国，译了一些书，境遇不算顺利。1932年，他再度回国，但此后就很少再谈性事了。
他改行搞起了乡村建设，主持修路、办林场，提倡造林种果，开发海利山利，在潮汕饶平老家做得有声有色，只是学术圈再也没了他这号人物，以至于很多人以为他在1932年初服毒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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