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宋文化一方面是先秦、汉、唐以来儒家传统文化的总结，一方面又是近世中国文化的开端。如果说唐代之前是以戎马天下的“武功”彪炳史册，那么宋代便是以崇文抑武的“文治”安邦治世，文人士大夫的心态，由唐人之外拓转为内省。
北宋文人相对安逸，又基于崇雅的观念，强调文才、学问、道德，宋代美学在崇尚理性的同时，又追求闲适，贴近生活，所谓“玩物适情”，便是追求艺术的生活化与生活的艺术化。宋代美学一改唐代美学天资纵逸的开拓张扬与高歌进取，从自然、人生的探索开掘转而进入日常生活与内心情致的发扬与体味，大漠孤烟、马上相逢的壮阔与奔腾被庭院深深、暗香疏影的清雅与闲适取代。
宋徽宗《文会图》
在艺术表现上，宋代艺术不再呈现为辉煌灿烂的气势与激情，而是转向含蓄宁静、优雅平淡的心境意趣。仅从文会雅集、文房纸墨、宴居闻香等几个日常的方方面面，便足以窥见宋人在生活中讲究艺术格调，同时在艺术中融汇生活情趣的 追求。
宋 刘松年《十八学士图 观画》
一、文会雅集
自古以来，文人雅集总是依托于诗文书画的闲适氛围，无论纵情山水之间，还是畅怀居室一隅，三五知交，十数友朋，或焚香，或吹弹，或饮酒，或品茗，人间清旷之乐，莫不如此。文人集会的源头，可以上溯到《诗经》。《小雅》中即出现“酒既和旨”、“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等宴饮雅集的美好场景。宋代文人更将谈文论画、宴饮品茗的日常交谊就此定型为一种雅化的生活范式，文人群体的文会雅集则是这种生活范式的复数集合。
宴饮雅集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地位，因而从先秦到六朝，集会主要以宫廷和贵族为中心。《诗经 小雅》描写宴饮雅集者乃“显允君子，莫不令德”，而且关系亲近：“岂伊异人兄弟甥舅”。唐五代以来，世家大族在战争动乱中消失。同时随着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确立，不再苛求出身，北宋即使名公巨卿亦多出身于庶族平民，范仲淹、欧阳修等等皆是如此。举子文人群体因业缘关系，互相过从雅集的风气越来越盛，而且上行下效，流风所及，随着书籍的传播，教育的发展，文人群体逐渐扩大，其内部的书画交流、诗词酬唱和娱乐活动也大大增加了，规模和频率都超过了前代，文人雅集成为宋人文人的一种重要活动方式和生活内容。
西园雅集图
文人雅集不外乎泼墨挥毫、谈书论画，吟诗品茗、闻香听琴、谈禅论道、品赏雅玩等等这些文化气息浓厚的活动。由于各艺术门类交融贯通，文人们往往多才多艺，于是产生了大量诗书画珠联璧合的优秀作品。元祐时期，苏门文人经常雅集赏画，常以不同时代的作品为题作题画诗。如元祐元年的一天，苏轼、李公麟合作完成《憩寂图》，用的是杜甫诗句之意，子由做题，苏轼次韵，黄庭坚作跋，堪称宋 代文人圈的集体才艺结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意象更在书画之外。米芾的《西园雅图集记》描绘了宋人雅集的闲适场景，“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
米芾 《淡墨秋山诗帖》
除诗文书画外，还有各类古书画、古物的鉴藏活动。北宋文人皆好读书，故有博物之识。从士人们留下来的尺牍中，还可以看到文物在其间的流通过程，甚至古物的价格与交易的情形。欧阳修即撰有《集古录》，他广泛搜求金石拓本，除了赏玩之外，亦认为它们是足以正史的实物材料。李公麟也是赏玩金石的高手，他曾经研究古代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并把古质的线条吸收到白描画法中。王诜也喜好古董，宝绘堂专门用来收藏放置书画古玩，苏轼特做《宝绘堂记》记之。苏轼本人以及米芾也是文房古玩、奇石的爱好者，玩法形式多样，经常诗以记之，图以绘之，甚至撰写专门的著作，并乐在其中。
以赏石为例，宋代赏石之风蓬勃发展，亦得之于文人雅士们的推波助澜。当时著名文人如范成大、叶梦得、陆游、杜绾、赵希鹄等都是藏石赏石名家。最值得传 颂的是出现了苏轼、米芾这两个中国赏石史上最个性昭彰、最富传奇色彩的大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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