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要注意的是，费行简在文中还提及石达开写给骆秉章商议谈判事宜的书信，但他强调，他本人没有看过原件，则“近人天国文稿裁其全文，不知根据所在。”
费行简的叙述应当是符合客观史实的，据记载，石达开当时的确曾致书骆秉章(一说唐友耕)，但绝不是现在流传的《石达开致骆秉章书》。费行简提到，参与对石达开劝降的张仙洲曾读过原信件，里面有“宫保生角，石头开花，童谣已应，其可太平乎！”之语，而如今流传的《石达开致骆秉章书》却没有，则今版《石达开致骆秉章书》很可能是后人伪造的。
张仙洲说的“宫保生角，石头开花，童谣已应，其可太平乎”是有事实依据的，当时，骆秉章就任四川总督，暗中派人在民间散布童谣“若要川民乐，除非石头开花马生角”(“角”与“各”谐音，“马生角”就是“骆”)给自己造势。石达开说“宫保生角，石头开花，童谣已应，其可太平乎”那是在反问骆秉章，“你杀了我，四川就能“太平”了吗？”此语与审讯中所言的“天下有本事推翻满清的人多得很，不一定非要我石达开不可”的语气如出一辙。
唐友耕的弟弟唐友忠也是当时阅信人之一，他曾回忆信中内容，说：“他（指石达开）硬气极了，没一句软话，还带着点讥诮之词。”
反观今版《石达开致骆秉章书》中那种“天耶？人耶？劳终无益；时乎？运乎？穷竟不通”之类唉声叹气的句子，十足十的“软话”，哪儿“硬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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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同为当时阅信人之一、刘蓉的亲家翁，回忆石达开在书信中，是要求骆秉章对所部“勿快意杀戮，请遣送回桂，湘，黔诸省”，这今版《石达开致骆秉章书》中的“量才擢用”的说法大相径庭。
另外，今版《石达开致骆秉章书》曾被唐友耕的儿子唐鸿学在给唐友耕编的《唐公年谱》辑录中出来，改为《石达开致唐友耕书》，上款为：达开顿首再拜泽波军门仁兄同志大人阁下”，称呼不伦不类，与太平天国文书的格式，石达开文书的用语都不符合。信末所署日期为“太平天国癸亥十三年五月初九日”也很有问题。须知，根据太平天国颁布的《钦定敬避字样》规定，“亥改用开字”。则太平天国的“癸开”纪年绝不应该书写成“癸亥”。石达开作为金田起义首创者之一，是不可能把纪年写错的。在五月初九日的前半个月——四月二十三日，《翼王石达开给松林地总领王千户训谕》中，署信日期表得很明白——“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再有，这一年的“五月初九日”石达开早已被俘，是不可能写谈条件的信的。而信中又写“阁下如能依书赴奏，请主宏施大度”，这又是一大错误，因为石达开是不可能称清帝为“主”的。而且，果真的“依书赴奏”北京的清朝皇帝，公文往返至少在一个月以上，又岂能解决当时的两军军情？就算石达开的脑袋已经糊涂透顶，也不会说出这种话。
最后一点，信中居然还用了大部分篇幅絮絮不休剖析自己的思想问题，哀伤无限，沮丧无比，弥漫着一股懊恼悔恨之情。这样一种情绪，分明就浸染着浓重的投降思想。
我们不妨来看看骆秉章在上奏给清帝的《奏为生擒逆首并剿灭发逆巨股疏》中是怎么样描述石达开的：“臣会同成都将军臣崇实督饬在省司道亲提该犯鞫讯，石达开自供与洪秀全等自广西金田村起事即封伪王及鼠扰擾各省情形，历历如绘，皆臣所素悉，枭桀之气，见诸眉宇，绝非寻常贼目。”
曾随四川布政使刘蓉去大渡河前线阻截石达开的黄彭年写有《黎雅纪行》一文，其中提到，五月初五日，石达开被唐友耕解送到雅郡荣经，“刘公传迅，枭杰之气，见于词色”。
黄彭年还代刘蓉之手写《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里面提到：“据供自金田起事之后，与洪逆分合及共事伪党，扰窜各省情形，历历如绘，其枭杰坚强之气，见于词色，决非他贼所能假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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