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上看，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这六位都因为大宋1057年这次科举而聚首京师，也是唯一的一次。
1057年 千年进士第一榜
自从科举制度诞生以来，可以说唐宋之后的大部分名人，都是通过科举之路改变自身命运而留名史册。
一千二百多年间，包括辽金、乃至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共进行八百多次科举考试，而最为星光璀璨的一届，就是在大宋仁宗朝，绝对称得上是千年进士第一榜。
从政治上看，这一届388名进士中出了九位宰相，大宋此后数十年的国运都被他们左右。从文教上看，宋朝经学四大流派中的三派创始人都参加了这次科举并榜上有名，更是影响了此后千年的儒家思想流变。
而从文学上看，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的六位都因这次科举而聚首京师，也是唯一的一次。
大宋1057年，嘉佑二年科举，主考官欧阳修。应试士子曾巩、苏轼、苏辙。
苏洵这一年陪同两个儿子入京赶考。
王安石两年前因欧阳修举荐入京为官，官职是群牧判官（类似孙悟空的弼马温的工作）。1057年科举结束后，王安石才离京前往常州任上。这一次科举选拔的进士，很多都是他日后变法的重将。
欧阳修这位庆历新政失败后两次被贬的文坛盟主，一开始只是借着科举之机吹响了文风改革的号角，却为此后大宋朝全方位的变革招揽来了天下豪杰，储备了大量的青年才俊。《宋史》专门有传者就达24人之多。
不好好说话的一概落榜
宋仁宗朝中后期，多得名臣辅佐。文彦博、富弼、韩琦、包拯、司马光等都是一时名相名臣。大宋达到了繁荣的顶峰。朝堂之上，仁宗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对于人才的选用十分关注。
当时，大宋流行的是“太学体”，太学就是国家最高学府，也就是科举取士的预备队，更是治国人才的培养基地。
但是太学体最大的毛病就是不好好说话，比如“祖父”，就要说“吾父之父 ”。用这种“险怪之语” 的目的就是“好异以取高”“自异以惊世”。结果文章不仅艰涩难懂而且连骈文的美感都没有。早就有不少大臣上书皇帝要求改文风，摒弃既言之无物又空洞乏味的太学体。
嘉佑二年，宋仁宗钦点欧阳修为主考官。权同知贡举的梅尧臣、王珪、梅挚、韩绛、范镇也都是与欧阳修相和的文学名家。
就欧阳修不惧任何压力大刀阔斧改革文风的结果看，是得到宋仁宗事先首肯的。
欧阳修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只要用太学体答卷子，那就一概不予取用。
我们都知道唐宋八大家都是提倡古文运动、提倡文以载道、提倡言之有物的，正是因为欧阳修的科举文风改革，苏轼等人才脱颖而出。尤其是曾巩，欧阳修说他屡次科举落榜，不是他的文章不好，而是考官们的标准不行。
张耒说欧阳修于是时，“实持其权，以开引天下之豪杰。”
辽宁大学教授毕宝魁说，“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曾布、王韶、梁焘、吕惠卿、章惇等人，几乎囊括了北宋中后期文学、思想、政治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一批人物。”
唐宋八大家
宋朝六位都是南方人
放在整个大环境下看，欧阳修的文风改革，是宋朝自庆历新政以来各种思潮冲击下，社会生态逐渐改变的一部分。
就科举本身而言，宋代的科举已经从重视诗赋逐步变为重视对时事表达观点的策论。“太学体”明显是与时代脱节了。所以满朝文武才容得下欧阳修独断专行，因为太学的考生他几乎一个都没录取。
而就这次科举选取的人才看，寒门学子占了大多数。研究者称，“就有史料可查的269位进士出身看，父辈没有做官的寒门之人有236位。”
这一次的取士可以说真正的“英雄不问出处”。科举制度虽然往往与封建社会联系起来，但在当时，科举意味着一种公平。意味着寒门之子也有上升渠道可以改变自身命运。
当然，这种寒门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也是相对而言的，毕竟读书是很耗钱财的。比如苏洵带着苏轼和苏辙进京赶考，结果家里可谓家徒四壁，穷得叮咣三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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