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林风眠提出其学术目标：“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林风眠与同样留法归来的林文铮、吴大羽等人为此后的国立杭州艺专培养了大批的艺术人才。其中的佼佼者有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等人，由此才有后来的杜大恺、刘巨德等人。
在对撞中前进的中国画坛
在20世纪30年代初，以徐悲鸿和林风眠为代表的一大批留学归国艺术家渐渐形成了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股力量。在相互的较量之中，于1912年筹建了“上海图画美术院”的刘海粟也加入其中。在他的两次欧陆之行中接触了大量的现代派绘画，与徐悲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尽管刘海粟一直使用传统的作画工具进行着水墨实验，但他对西方早期现代主义怀有浓厚兴趣，并不失时机地做出富于个性的介绍。
在徐悲鸿主张写实绘画和打造坚实的素描基础时，刘海粟强调艺术表现的自由以及诗意的特征；当徐悲鸿用写实的方法去改造国画笔墨时，刘海粟一次又一次地带领学生到野外写生，让学生们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绘画路径。
比徐悲鸿晚四年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的安徽女子潘玉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赴意大利罗马学习绘画的机会。1926年她受刘海粟邀请回国到上海美专任教。此时的潘玉良已从当初的写实主义训练中摆脱出来，她对印象主义的技法和呈现效果显现出特别的敏感，进而转向对“野兽派”表现方法的认同。她理解了自由使用色彩的美学趣味，以放松的笔触和强烈的色彩表达创作者的自主性。
而在1925年8月赴巴黎学习的庞薰琹偏重于法国现代装饰风格。他在1931年回国后，与陈澄波、周多、曾志良、倪贻德发起成立了“决澜社”。这些艺术家认为写实主义的方法已成为过去，表现主义和野兽主义的艺术倾向才应是他们的追求。这样的艺术组织无形中又成为徐悲鸿以写实主义改造中国艺术运动的对抗力量。
除了绘画，写实主义艺术观念同样在20世纪30年代雕塑艺术家的作品中逐渐体现出来。留欧的刘开渠、滑田友、王子云、王临乙、张充仁等人，与留日的江小鹣、陈孝岗、郑可、吴法鼎等人，在归国后，通过各种教育方式传递了西方雕塑的基本技法和思想，而画素描稿往往成为创作一件雕塑作品的必备起始工作。
回望西方素描在中国走过的百年历程，眼前不由得浮现出那位最早出国学习西画者的身影。63岁的李铁夫于1932年回到祖国。这位倾囊资助过辛亥革命的老艺术家仍怀有雄心勃勃的计划，希望以宏大的艺术创作帮助羸弱的国家，却处处碰壁，他只得蛰居香港，直到1950年，华南文联终于把81岁高龄的李铁夫接回了广州居住，两年后这位老人安静离世。李铁夫先生的几件早期作品，朴朴素素，平平常常，静静地被安置在本展起首的位置，然而，这似乎又代表着对中国素描一种意味深长的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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