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的张兆和照办了，一字不漏地说了这些话。
自此，沈从文成了张家的座上宾。张兆和那颗坚如磐石的心，终于在沈从文的文字沐浴下变得柔软了起来，开始接纳了他。她曾对此做出解释：“是因为他信写得太好了！”
的确，沈从文那些情书极为诱人。
1933年，沈从文辞去了青岛大学的工作，于9月9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与张兆和举行了婚礼。爱情的甜酒，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最终总算喝到了。
-叁-
“柴米油盐”，是毁坏爱之花的恶
在李敖和胡因梦决裂的那阵子，李敖便声称他受不了“胡因梦在厕所里便秘”。实际上，他是接受不了自己心中的女神变成了女人。
可是，活在这世间，哪个女神不是平常的女人？胡因梦是，张兆和也是。
在结婚之初，沈从文因为风骨清高，不要张家丝毫嫁妆，可是对待自己心爱的女人，自己却也不能赚更多的钱来做绅士般的男人。她开始安心下来做一个家庭主妇，心底那份想过奢华日子的想法渐渐消隐。
生活就是现实，毕竟不能靠吃情书过日子，再优美的文字，看过也就罢了，顶多激起心海涟漪，却不能幻化成米下锅。
27岁的她，开始觉得自己老了。
那些我们后来感念不已的潋滟美句，让人们都以为她过得很幸福，但对她来说，她的婚后生活里却始终没有真正的幸福可言。她虽然嫁给了令无数女子欣赏、爱慕的沈从文，却没有真正欣赏、爱慕过他。因此，她对他说：“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衣服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张兆和说出这样“世俗”“现实”的话，委实吓了他一跳，因为那时的张兆和已不再是他理想爱情里女神的样子了。
当时，他们的感情还没有完全破裂，爱意仍是有的，毕竟是沈从文自己千辛万苦追求来的女子，他对她仍然保有最初的那份真心。那时，他独自上路回家探亲，张兆和不肯陪他同去。在去往湘西的路上，他便怀揣着张兆和的照片，以每天一封情书的节奏写下一些情难自已的话：
“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路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有上万句话，有无数的字眼，一大堆的微笑，一大堆的吻，皆为你而储蓄在心上。”
……
只是，张兆和做不了温暖的爱人，她冷漠得多，回信亦少。最温暖的回信是这样：“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林语堂曾经说过：“男子只懂得人生哲学，女子却懂得人生！”这话放在他们二人身上，真是贴切妥当。将自己爱慕的女子视为女神的沈从文，是希望生活浪漫、再浪漫一些，根本想不到现实里的那些无可奈何；而张兆和骨子里虽也浪漫，可是却被现实逼迫得不得不世俗，面对自己并不爱慕的男子，生活遂陷入再现实不过的人生里。说白了，她虽是个红颜，却不是知己。多年来，她从未理解过为她写过那么多美丽情书的沈从文。在悠长的岁月里，她始终与他隔着一条河的距离，从未做到过夫唱妇随。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沈从文和几个知识分子乔装打扮，辗转逃到昆明的西南联大教书，她却决定不和他一起南下，理由是孩子需要照顾，离开北京多有不便，沈书信太多、稿件太多，需要整理、保护，一家人都跟着沈从文，会拖累他。
事实上，这或许因为她不够爱慕他，若是有沈从文爱慕她的十分之一，或千分之一，她可能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要知道乱世里的人，谁不是得过且过的，无法预测的安定让每一次的别离都意味着不能相见的永别。
这样的放任独留，让沈从文情何以堪！更何况，沈从文在昆明的日子里，还多次哀求她去陪他，可是，她始终可以找到回避与他团聚的理由。
沈从文的爱情世界不由得碎片乱飞、满目疮痍了。他抱怨道：“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转而又生了疑惑，怀疑她有了婚外情，“即或是因为北平有个关心你、你也同情他的人，只因为这种事不来、故意留在北京，我也不嫉妒，不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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