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伴随着学生的朗读，“收获进校园——长篇小说《民谣》见面会”于12月9日晚在苏州大学拉开序幕。这场见面会由批评家、《上海文学》编辑部主任来颖燕主持，也是《收获》开启“文学杂志进校园”后的首场活动。
今年，六十岁的批评家、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尧在《收获》杂志第六期交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民谣》。熟悉他的朋友玩笑说，就开头那句“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王尧已经说了快二十年。这一次，他终于回到了少年时的乡村，在“未名河”的北岸徘徊，在码头上眺望，找到了他的“民谣”。
“现在有很多做批评和理论研究的人在写小说，尽管也有很丰富的思想，但往往是理念大于人物。《民谣》恰恰相反，它的每个细节都特别生动，把思想性和感性有机地结合到一起。木心说，没有审美力是绝症，知识也救不了。有知识，又有审美力，《民谣》就出现了。”《收获》主编、小说家程永新认为，无论如何，《民谣》是今年比较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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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十岁的批评家、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尧在《收获》杂志第六期交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民谣》。
“掠过父辈的传承”1972年的5月，漫长的雨水终于停歇，14岁的王厚平（小说中的“我”）在码头等待去公社了解历史问题结论的外公，江南大队的人们则在等待石油钻井队的大船。
“别看这小说王尧写了十几年，小说中的具体时间很短，指向了1972年。地点则落在了码头上。”批评家程德培说，“我”坐在码头，左顾右盼。从码头向左看，是外公家的革命史，从码头向右看，是小镇上奶奶家的家族史。这两头来源牵涉到中国村镇的传统和秩序。王尧又安排了两次大火，一把火烧了外公那边的天宁寺，那里有革命烈士墓和“谁是叛徒”的秘密，另一把火发生在奶奶那边的石板街，奶奶一家的家庭成分和命运因此改变。
程德培提到，《救赎之星》这本书讲到了一个观点，即所谓代与代的传承不是父辈传给儿子，而是祖父辈传给孙子。传承不是顺着时间走的，中间是有断裂的，这叫“掠过父辈的传承”。小说里“我”和外公、奶奶的关系基本就是“掠过父辈的传承”。还有一个在小说里反复出现的画面：一个高个子老人和一个矮个子少年走在一起。这个画面贯穿了整部小说，一直到最后被夹在一本《红旗谱》中。
而“掠过父辈的传承”，还体现在“我”的教育和阅读史上。小说里有一个父亲一辈的杨老师，还有一个祖父一辈的李先生。“我”想学文言文，但不想学古书，最后还是在李先生的引导下读了《诗经》，在批孔运动中学习《论语》。程德培认为这个李先生被写得特别生动，即使到别人家里讨吃的，也从来不说“要”，而是说“借”，人家如果给他东西了，他还给人家作揖。
作家走走也说到了那个教“我”孔孟之道的李先生。在投水自尽之前，李先生纠正过“我”的一个错别字：流氓的“氓”，在《诗经》里其实读meng，是百姓的意思。“回到这篇小说，民众之歌是由什么人唱出来，又得到什么样的回响？小说命名为《民谣》，应该是想通过那无数生于土地，长于河畔的百姓的性格与命运、机会与行动、思想与感情，来讲述一个冷酷的年代。在没有灯光的夜晚，人们是如何自欺欺人地睡着的呢？也许靠的就是‘天上星星亮晶晶，我们找找北斗星’这样的民谣。同时，民谣主要记录着百姓的平常生活，也通过百姓传播，它又是可以流传下去的。”走走认为，今天我们读《民谣》，或许也会意识到它是一首可以传承下去的歌。
“所谓的记忆都是被遗忘的，我们只能做到对记忆残余的模仿，只能做到这样。”程德培说，王尧努力地想在《民谣》里还原1970年代初的中国村镇，并说出了“历史是故事，人物是细节”这样的话，“我对这话有些不接受，但是我能理解他有关还原的愿望有多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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