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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印象，就是钱先生所选的唐诗，很看重人之常情的表现。这也是唐诗的一大特点：唐代诗人善于提炼具有普遍性的人情，用我们现在话来说就是普适性的感受，比如乡情、亲情、节物之感等等。表现人生的共同感受，这是唐诗之所以到现在还能够为大家所传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唐诗最突出的特点。很多好诗很善于概括、提炼日常生活当中人所共有而未经前人说过的体验。像这样的佳作，我们以前的选本入选的，往往选初盛唐的比较多，大历时期也有一些，钱先生这个选本大都没有遗漏。中晚唐以来，至少从我们五六十年代以来的选本，一般很少选这类的诗了。但是钱先生在中晚唐诗人中发掘了大量这样的好诗，我就举几个中小作家的例子，每个人只选一首或者顶多两首的，比如说陈标的《蜀葵》，章孝标的《日者》、崔郊的《赠去婢》，裴夷直的《遣意》，严恽的《落花》，崔铉的《咏架上鹰》，韩琮的《暮春浐水送别》等等。这些选入的诗都是就日常生活中所见的一事一物说出生活当中的某一种常理，或者一种人生感触，是前人没说过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宁：超越任何的定见是他选唐诗的特点
钱先生在世时出版的东西并不多，像《管锥编》《谈艺录》等等。前几年三联出了《钱锺书集》，也只有十种著作。商务印书馆前几年影印出版的《钱锺书手稿》，包括钱先生的《中文笔记》《外文笔记》《容安馆札记》，有七十多册。杨绛先生回忆说，钱先生晚年谈到这些笔记，说这些东西都没用了。他一辈子写了这么多笔记，也没有想到出版，老先生们做学问就是这样的态度。
我对这部《钱锺书选唐诗》的体会是非常肤浅的。我大致有几点感受：第一，这个选本是有全局视野的。钱先生的选目虽然非常有个性，跟我们经常见到的唐诗选本不一样，但是他不是完全信手、随意地选，这背后是钱先生广博而系统的阅读，当时出版社《外文笔记》整理书目时发现：钱先生的阅读习惯是但凡读一套丛书，就要从第一卷读到最后一卷,不会漏掉任何一卷。钱先生一辈子不断地做读书笔记，笔记也就是一个摘抄、选录，他对他摘录的书有全局性的理解，同样，他编选唐诗，也有全局性的理解。
其次，他超越任何的定见，这是钱先生做学问我感触最深的地方，也是他选唐诗的特点。他能够看到，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一个又一个的知识体系、一个又一个的思想结构都是有其局限的；同时他生活在起伏动荡的二十世纪，在炮火连天里面写《谈艺录》，他说他的《谈艺录》是“忧患之作”。这种独特的经历也会增强他对成见与套路的反思。一切现成的模式与套路，都是不可依赖的，能依赖的是自己这颗心，自己发现古今中外、古往今来的那个“文心”。“文心”的背后又是“人心”，他希望通过这个东西去贯穿历史、沟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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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钱锺书选唐诗》的时代背景
这个选本很有私人性，是他自己评判唐诗的一个产物。这里有一个大的背景，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宋诗选注》，当时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有一个统一规划，同时组织两个班子选唐诗和宋诗，宋诗给钱先生一个人做，因为宋诗比较难做，唐诗有《全唐诗》作为基础架子，文献选择相对容易一些，宋诗就得一家一家去看，杨先生后来回忆钱先生选宋诗很辛苦，一个集子一个集子看，自己选、自己抄、自己编，但是看得出，钱先生效率非常高，速度非常快，1956年陆续着手撰写，57年成稿，58年出书。
《唐诗选》是由余冠英先生主持负责的，当时有陈友琴、王佩璋、王伯祥等等几位先生做，后来因为人事原因，王伯祥先生承担了主要的工作，然而或许是感觉王伯祥先生的稿子不太合用，又把王先生的稿子基本放弃，再重新做。在这个过程中，钱先生参与非常多，包括选篇目、定稿子、具体作品的评点，特别是《秦妇吟》的讨论，花了很大工夫。在这个过程中，钱先生投入了很大的心血，尤其是当他们做到晚唐中小家，有十七家，都比较难弄，全部推给钱先生，钱先生在《容安馆札记》中有记录，也有参与其事的王水照的回忆文章作为佐证。但是钱先生把稿子写完以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唐诗选》的工作停滞，当时稿子已基本成形，社科院的人，大家都下干校。等到1975年政治运动慢慢进入尾声，好多工作开始逐渐恢复，余冠英先生决定重新把稿子拿来继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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