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之所以擅杀李秀成，与他心存忧虑有很大关系。他早就认为李秀成“狡诈百端”，对他在供词中奉承自己的话并不当真。曾国藩心里清楚，一旦献俘到京城，他们兄弟二人欺瞒朝廷的一些事情，诸如李秀成被俘和曾国荃洗劫天京中饱私囊的真相，统统都会曝光，难免会落个欺君之罪。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他都不能留下李秀成这个活口。
于是，尽管早就动了杀气，但曾国藩仍然不露声色，抓住李秀成在绝望中的复杂心理，如愿以偿地获取了其供状。事后，他又玩起文字游戏，凡是吹捧自己的话一字不删，对自己不利的段落则加以删改甚至撕毁。在曾国藩看来，能让李秀成这样的敌手如此心悦诚服地归顺自己，这是足以夸耀于世的资本。曾国藩既欺骗了李秀成，又蒙骗了朝廷，更折腾苦了后世的历史学家。在这件事情上，曾国藩做得很不地道，却将自己粉饰成正人君子。不过，他也许没有料到，事情的真相在百年后依旧会大白于天下。这正应验了那句老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就在一手将李秀成送上黄泉路的时候，曾国藩仍然惺惺作态。他下令将李秀成斩首，其首级传示各省，尸身则用棺材装殓掩埋。但在次日写给清廷的奏折中，他却说已将李秀成就地“凌迟处死”。
同在8月8日，定下心来的曾国荃从城外大营入城，择定房屋，饮酒作乐。次日下午，清廷赏赐曾氏兄弟的消息已经传到南京。11日，谕旨正式颁到：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加太子太保，赏双眼花翎；曾国荃封一等威毅伯，加太子少保，赏双眼花翎。曾国藩顿时乐不可支。赵烈文打趣说：“此后当称中堂，抑称侯爷？”曾国藩笑曰：“君勿称猴子可矣。”自从与太平军开战以来，曾国藩曾经屡遭惨败，先后在靖港投水自尽，在九江险被生擒，在祁门预写遗嘱以防不测。但他还是笑到了最后。
三
从对洪秀全、对太平天国一片愚忠，发展到被俘后在绝望心理的驱策下，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有所不忠，李秀成在生命尽头表现的起伏十分令人感喟。忠王不“忠”的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太平天国后期人心离散，士气低落，气数已尽，纵然有再多天才的将领和忠勇的士卒，也无法使太平天国摆脱败亡的厄运。
在后期兵败被俘的太平天国重要首领中，英王陈玉成、干王洪仁玕视死如归是一种模式，翼王石达开舍命以全三军是另一种模式，但他们都死得十分壮烈，令人肃然起敬。而忠王李秀成的模式显然有悖于传统的“忠心不贰”“气节”观念和今人心中的英雄情结。正因为学者们围绕李秀成“变节”问题所展开的争论既是一种政治评判，同时又掺杂着一种道德评判，遂使这场争论大有永无了期之势，使原本扑朔迷离的史实变得更加复杂。在我看来，将李秀成设想成完美无缺的英雄或寡廉鲜耻的叛徒都不免过于简单化。李秀成被俘后所产生的心理变化是合乎逻辑的，本来不难理解，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值得同情。这就是有血有肉、真实的李秀成，而不是我们刻意美化或丑化的李秀成。李秀成在供词中能够认真检讨太平天国覆灭的原因，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回顾、反思，这何尝不需要几分勇气、冷静和思想呢？李秀成对太平天国败亡原因所作的分析，诸如“我主无谋”“自惹而亡”、湘军“将相用命”等等，虽然字面有些刺眼，但总体上仍比较中肯和深刻。至于认为中国日后“要防鬼（指洋人，引者按）反为先”，确乎是过人之见。尽管他写了一些有辱气节的话，给他的晚节留下了污点，但他并没有一味地向曾国藩卑躬屈膝，并且最终慷慨赴死。就此而论，李秀成仍然不失为一个有污点的英雄。
当然，我们讨论李秀成被俘后的变节问题，是站在太平天国的角度来评判的。时下全盘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声音有增无减，或许有人会质疑道：难道李秀成只有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愚忠到底才算是没有污点吗？这就牵涉到如何评价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问题，已不在本文论述之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