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随着太平天国史研究日趋冷落，有关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逐渐归于沉寂，但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看法并没有取得一致。那么，究竟应当如何评价李秀成被俘后的“变节”问题呢？
二
作为国内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代宗师和学术带头人，罗尔纲先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为世人所景仰，《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便堪称当代考证学的经典之作，但就李秀成“伪降”说而论，似乎并不足以令人信服。罗先生列举了李秀成供词中的12处疑窦，诸如“假造与天王不和”“遮掩天王对他的重任”等，将其中的乞降求抚之语一概解释成“伪饰的话”，坚持认为李秀成“是一个百折不挠的革命者”，“有坚定的革命立场与强烈的革命感情”。这种推断不免有以偏概全、曲意为尊者讳之嫌。
后期，以血缘和利益关系为纽带，李秀成等异姓诸王与王长次兄等洪氏宗室成员逐渐成为朝中分庭抗礼的两大派系。在经历天京事变这场噩梦之后，心有余悸的洪秀全对异姓大臣猜忌甚深，倾向于重用自己的兄弟子侄。在天历辛酉十一年四五月间天王颁发的几道诏旨中，在受诏人名次的排列顺序上，洪氏宗室成员均赫然排在英王、忠王等异姓诸王之前，其亲疏厚薄一目了然。然而，洪氏亲属尽管地位显赫，但并无一人掌握兵权和地盘，而这些正是李秀成等人与前者抗衡的资本。洪秀全一心想营建自己的家天下，始终对异姓诸王抱有戒心，但他同时却又不得不在军事上借重后者，这是他无法回避的一个矛盾。无奈之下，洪秀全只好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但是，洪秀全性情暴烈而又固执，本不擅长协调人际关系。这使得他在处理朝内纷争时往往过于偏执和意气用事。这种用人思路上的摇摆不定既引发了异姓大臣的离心倾向和抵触情绪，同时又激化了异姓大臣与洪氏宗亲之间的矛盾，加之洪秀全在后期一味沉溺于宗教，无心亲理朝政，遂使这一局面更加失控。忠王对洪氏宗亲很不服气。他在供词中直斥王长次兄是“佞臣”，列数其鬻官纳贿、搜刮民财、玩弄权术等种种劣迹。他还愤愤不平地说，天王第一重用幼西王，第二重用王长次兄，第三重用干王，第四重用其驸马，第五重用英王，第六才轮到他李秀成。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时，洪氏宗室与异姓诸王之间的明争暗斗闹得沸沸扬扬，就连清方也有所耳闻。在同治元年九月廿三日的一份奏折中，左宗棠就此写道：“查贼中伪王可数者共三十余，惟伪忠王李秀成、伪章王林绍璋与李侍［世］贤尚称投合，余则彼此猜疑，势不相下；金陵逆首洪秀全之兄伪勇王洪仁达尤为各贼所恨。似从前杨、韦两逆互相吞噬之事，不久必将复见。”李秀成在供词中检讨太平天国败亡的原因时，反复抱怨天王“不信外臣”“不问政事”“不用贤才”“立政无章”，认为“我主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故有今之败”，虽言语偏激，但确系有感而发。总之，忠王与天王不和是不争的事实，斑斑可考，并非出自前者的“假造”。
平心而论，李秀成也有自己的过失，诸如专注于经略苏杭，对天京上游的安危较为淡漠，缺乏全局意识；在朝内党争中多少有些意气用事；对怀有贰心的部将和亲友过于宽恕，甚至不惜牺牲大局来体现自己的所谓仁义，等等。但瑕不掩瑜，李秀成毕竟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支柱之一，战功卓著。他体恤民情，减租薄赋，保护工商业，在苏南民间口碑较好。当大局糜烂之际，李秀成更是疲于奔命，所部几乎成了救火队。然而，他却不时受到天王的猜忌和洪姓大臣的掣肘。为了获准回救苏杭，李秀成被迫将包括自己老母在内的家眷留在京城作为人质，并且捐助饷银十万两，便是一例。他所受的委屈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如此，李秀成依旧对天王忠心耿耿，忍辱负重，苦撑残局，乃至在京城沦陷后舍身救护幼天王，用他自己的话说，“尽心而救天王这点骨血，是尽我愚忠而为”。因此，在国破家亡、身陷囹圄之后，李秀成痛定思痛，如骨鲠在喉，难免会在供词中倒苦水、发牢骚，其文字也难免会有些情绪化。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是李秀成真实心态的一种流露。认为李秀成始终忍辱负重，毫无怨言，即使兵败被俘之后，仍然使出假投降的计谋与清方进行周旋，以图恢复太平天国，这种假设明显带有个人的主观美好愿望在里面。认为忠王不会写出丧失革命气节的“自述”，进而断言这份文献是曾国藩伪造，也是出于类似的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