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都是国内名校，也是文化重镇。百年来，它们一个立足江湾、一个植根徐汇，虽各具传统与个性，却知己知彼、遥相呼应，时有互动与竞争……这一切，源于两校早期的青春交集与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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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校，同为一脉
交大前身是南洋公学，复旦则脱胎于震旦学院。南洋和震旦分别由盛宣怀（1844-1916年）、马相伯（1840-1939年）创办，他俩都崇尚新学、力推洋务，因深感自强之道在于“作育人才”，便着手兴学办校。1896年，南洋公学创建，盛宣怀任督办（交大校名屡有变更，早期人们习称“南洋”，1928年正式定名为交通大学）；1903年，震旦学院设立，马相伯任校长。1905年，因震旦被教会劫夺，马相伯另建了复旦公学（1917年改为复旦大学）。
震旦及复旦虽办学稍晚，却与南洋同为一脉。南洋和震旦都选址徐家汇，这里是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家族聚居地，也是法国传教士的教习场所，文化底蕴深厚。1898年，盛宣怀在徐家汇东北购地120亩，正式确立南洋校基。1902年11月，南洋发生“墨水瓶事件”（有学生讥讽某教师“腹中无墨水”，将空墨水瓶置于其讲台，校方遂将全班学生开除），大批学生退学。经蔡元培介绍，部分退学学生寻求马相伯帮助。马相伯旋于次年租用徐家汇天文台老屋，办起了震旦学院———震旦最早一部分学生即来自南洋。1912年初，复旦借海格路（今华山路）李公祠办学，与南洋隔路相望。从此，作为非教会办的近代学校，复旦与南洋在徐家汇双雄并立，远近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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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老校门
复旦与南洋交谊深挚，师生往来密切。早在1902年，蔡元培任职南洋特班总教习时，就常请马相伯教他学拉丁文，不少师生也随同前往———徐家汇土山湾马相伯寓所，一度成为南洋的特别教室。据特班学生黄炎培回忆：“蔡师和几位教师向马老学拉丁文。我追随前去，这是我初次见到马老……每到夕阳西下，徐家汇周围大道旁，师生三三两两地漫谈散步，一种相亲相爱精神，简直描写不尽。”（黄炎培《我在交大》）1910年，辜鸿铭来南洋任教务长，教授国际法。他自幼留学欧洲，精通八国语言，学贯中西，但性情古怪，为人有点刻薄。据说那年文科举人考试，复旦教授李登辉以一篇一百多页英文论文应试，担任典试官的严复看后，大为赞赏，打出满分100分；辜鸿铭复阅时，扣了20分，并在试卷上批道：“Good but too long.（虽好但长。编者注）”（朱善培《交大掌故》）几年以后，李登辉当了复旦校长，他对这位辜先生作何评价，不得而知。
复旦有不少杰出校友，原来都出身南洋。例如，数学家胡敦复，江苏无锡人，早年在南洋毕业，后又转学复旦。1911年他担任复旦教务长时，正值辛亥革命兴起，复旦吴淞校舍被光复军占领，师生居无定所，胡敦复灵机一动，率师生至无锡老家办学。1912年初复旦返沪，胡敦复遂离开复旦，创办了大同大学。1930年至1945年，他又回母校交大执教，前后长达15年。还有一位南洋与复旦“双料”校友，是国民党元老邵力子。邵力子原在南洋特班学习，与黄炎培同班，蔡元培称他“善为文”。邵力子于1905年转学震旦，复旦公学创办时，他是首届学生。毕业后曾做过复旦校董、当过国文部（后为中文科）主任。后来，邵力子担任国民政府要职，却始终关心复旦，复旦每遇困境时，他总是伸以援手、勉力相助。
还有一些复旦名教授，也与南洋有历史渊源。中文系教授朱东润，1907年至1912年在南洋外院、中院就读，深得唐文治校长赏识；哲学系教授、书法大家王蘧常，虽未在南洋上过学，却是南洋公学总理（即校长）、书法家沈曾植的嫡传弟子，后来还师从过唐文治。抗战时期，他一度担任过交大中文科教授。另外，20世纪80年代两位复旦校长，也与交大有缘：谢希德，1952年回国后，原被聘到交大物理系执教；华中一，1951年交大物理系毕业后留校。1952年，因高校院系调整，他们转至复旦物理系，后成为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名扬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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