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师|《左传》擅长记事,最为精彩的是行人辞令,烛之武退秦师语言精练

《左传》本文乃“张涛讲历史”独家原创,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图片来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删除,谢谢!《左传》长于记事,晋代经学家说“《左氏》艳而富” (《穀梁传集解·自序》),唐代文学家韩愈说“ 《左氏》浮夸” (《进学解》),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它“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 (《史通》),都是从记事角度对它的高度评价,但任何一部伟大的著作,它的成就往往都是多方面的。作为史学与文学名著, 《左传》正是如此,它在记言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前史书的水平,其中最为精彩的是行人辞令。僖公三十年记载的郑国烛之武便是靠着三寸不烂之舌智退秦师,挽救了危难中的国家。
 秦师|《左传》擅长记事,最为精彩的是行人辞令,烛之武退秦师语言精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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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无义战”,这话不假,发生在鲁傳公三十年(公元前630年)的晋、秦联军围困郑国,便是为了发泄私怨。傳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7年),晋公子重耳(后来的晋文公)避祸逃难,途经郑国,郑文公没有以礼相待。大夫叔詹认为重耳是俊才,有德行,又有贤人辅佐,必将成为晋国受命之人,因而力谏文公对他厚加礼遇,但郑文公却没有听从。重耳历经十九年的艰苦磨难,于公元前636车回国即位。郑文公自觉“礼”亏,得罪了晋君,于是解除了原来与晋国的盟约,转而亲楚,并于公元前632年,作为楚的盟国助楚抗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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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都是堂而皇之的借口,晋文公伐郑的真正目的在于镇服或剪除异已,进一步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于是晋文公联合秦穆公分别率军驻扎在函陵(今河南新郑县北)和汜南(汜水之南,在今河南中牟县南),虎视眈眈地面对郑国。不管晋君出于怎样的目的,郑国面临的都是亡国的危急形势。作为国君,郑文公对于造成被围困现实的复杂原因和即将产生的不堪设想的后果,比谁都清楚。唯其清楚,他才更加心急如焚,也更加无可奈何。他召集文武大臣,广泛征求退敌的政策,但事到临头,群臣也像热锅上的蚂蚁,谁也想不出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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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是谋臣佚之狐提出了一个建议: “国家处于这种危难的境地,如果让烛之武去拜见秦穆公,秦军一定会退去。”在国家面临危亡的紧要关头,佚之狐毅然向国君荐举烛之武去说服秦军退兵,而且说得那样肯定,这就把烛之武那过人的才智、崇高的声望和不同寻常的影响烘托出来。听了佚之狐的话,晋文公像在黑暗中突然看到一线光明,来不及细想便追寻着光明而去。但事态的发展并没有因为国君出面而出现转机,故事又出现了新的波折,当郑文公面请烛之武时,烛之武却推辞道: “我年轻的时候才智尚不及别人,现在老了,更是不能做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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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对自己从前怀才不遇、不得重用的不满,无疑是婉言拒绝。郑文公知错愿改,首先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不能够知人善任,早起用你,现在事情危急才来请你,这是寡人的过错。”以此来安慰臣下,然后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讲清国家与每一个国人的关系,晓以利害,激将出马: “然郑亡,子亦有利焉!”怀才不遇,毕竟是自己的小事;晋秦亡郑,才是国家的大事;再加上国君亲自面请,态度又那样诚恳,还有什么理由不出山呢!烛之武答应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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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的形势是各大国都想称霸,而称霸必须壮大自己的力量,限制其他诸侯国的发展,才能达到目的。烛之武正是抓住了各大国国君的这一心理,才去说服秦穆公的。他对秦穆公的说辞表现出了他的聪明才智。他首先说“郑既知亡矣”,表明自己的身份;然后一转,说“若亡郑而有益于君”,那么郑亡也心甘情愿,烛之武意在说明自己是以亡国之臣的身份说话的,国家反正要亡,还说什么,完全是为秦考虑,这便打消了对方顾虑,成为下面谈话的出发点。接着烛之武便从秦与郑、秦与晋关系上分析秦的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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