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投身教育时，陈垣并未放松自己在学术上的追求。这一时期，英敛之（1867-1926）对他的帮助极大。1917年春，陈垣准备写一部中国基督教史，他到处搜集明末有关中国基督教的文献书籍。后来他通过英敛之的《言善录》一书，知道英敛之藏有很多明末中国基督教的书籍，陈垣便前去借阅，从而认识了对他的一生有重要意义的师友：英敛之。
英敛之是我国近代著名爱国天主教领袖、教育家和慈善家。英敛之一生办了几件大事，影响深远。其一是1901年他在天津筹办《大公报》，次年6月创刊，英敛之担任总经理前后达10年之久。英敛之经常亲自撰写评论，讥讽时弊，伸张正义。《大公报》还屡次倡导社会公益活动。1907年江南水灾，《大公报》发起募捐，筹银11469两，全部赈济灾区。
1912年英敛之辞职返京，退隐香山，办了第二件大事，即办慈善事业。他先后任慈幼局长，主持收养受水灾儿童的各项救济工作，参与香山慈幼院的筹建与领导工作。1919年，英敛之筹办辅仁大学，他租用涛贝勒府作为校址，成立辅仁大学预科：辅仁社，英敛之任社长。在他的辛勤操办下，辅仁大学预科顺利开学。
当时，西安门大街路北103号一座临街的二层小楼，是英敛之购买的一处房产，楼上原悬挂着一块很有意思的横匾：“且住为佳”。这是英敛之为自己的住所题的名，并亲自撰写了《且楼记》。小楼上下各三间房，二层为英敛之的书房兼工作室。三间房藏满书籍。楼下两侧为卧室，中间是会客室兼餐厅。
陈垣慕名而来，英敛之得知他准备研究中国基督教史，非常热情。英敛之将自己所藏的相关书籍资料供陈垣研读，还把辅仁社正在探讨的问题提出来与陈垣一起探讨。其中问题之一就是元代“也里可温”考，这也正是陈垣极感兴趣并正在探究的题目。
在《元史》中，多次出现“也里可温”这个词。但它究竟是什么意思，五六百年来无人知晓，也无人探究。直到清道光年间才有人指出这个词可能是指基督教。光绪年间，状元洪钧根据瑞典人多桑的《蒙古史》指出，蒙古人称基督教为也里可温是仿效阿拉伯人。但他们都语焉不详，更没有进一步的考证。陈垣研读了丰富的有关问题的史料，进行了全面的考证，写出《元也里可温考》。论文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中日史学界的重视，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广泛赞誉。
此后，厚积薄发的陈垣不断有史学论文、学术专著发表，他逐渐脱离政界，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和教育中。后来，陈垣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开创性成果。
陈垣和英敛之的关系日益密切，他们常在一起研讨宗教、慈善和教育等诸多问题。1917年后英敛之常住“且楼”，几年后，陈垣也搬到了西安门大街。两人住得更近了，交往也更加方便，陈垣成了“且楼”的常客。英敛之一开始就很欣赏陈垣的学识和才华，接触久了，他更赏识陈垣的人品和见解，他甚至决定将自己创办的辅仁大学交给陈垣。1926年1月，英敛之病逝于“且楼”。受英敛之生前的托付，陈垣出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也不负重托，为辅仁大学发展竭尽心力。上世纪80年代末，“且楼”保存完好，但现在已经过翻建，是一处银行营业用房。
英敛之逝世后，陈垣于1927年初搬到翊教寺街（现育新胡同），创办了翊教女子中学。在此居住期间，陈垣除担任辅仁大学校长外，还担任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委员长、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1929年他又搬到了丰盛胡同18号。
文章插图
1937年陈垣与胡适
住米粮库胡同
与胡适交往颇深
1932年8月，陈垣搬到了地安门内大街米粮库1号。地安门内大街北起地安门西大街，南至景山后街，因位于地安门内而得名。明代时这里是内宫衙署，大街西侧是内宫监，东侧是尚衣监、司礼监、巾帽局、针工局、安乐堂等。明代，普通百姓不得随意出入这里，更不许老百姓居住。到了清末，朝廷对皇城管制放松，逐渐允许百姓在这一带居住，这里的衙署变为胡同与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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