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40多年写了近两千万字作品,张炜:写作如同日常劳动( 三 )


“有人以为诗的读者太少,我可不那样认为。诗的读者最多,他们在读各种诗,包括没有按照诗的通常格式分行的文字。没有诗就没有文学,文学有读者,诗就有读者。诗的常规形式出现在写作中,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但却不会是全部。”张炜写满了一个又一个大笔记本,精致地搁在书架上,这些诗歌让他满足且快乐。将来把它们出版,或留作自读,都是有意义的事情。诗通向心灵深处。离开了诗的写作,就会枯槁。真正的诗人朋友是最好的朋友,是念念不忘的朋友,但他们不一定总是使用诗的常用格式去做。
“我认为写作是快乐的,是尽兴尽情的事情。把真性情藏起来的写作一定是痛苦的、艰涩的。如果我有一天写得艰涩了,就一定是顾忌太多了,是掩去了真性情,是做着极不快乐的工作,那也就没有希望了。一颗诗心跳动着,世界看上去就生机盎然。诗人的忧愤和喜乐都是自然而然的,不是能装出来的,更不是能根据需要设计出来的。我希望一生都是这样的一个诗人。”人活着痛苦太多了,但在这种痛苦中压迫了全部的天真,人就会变得更可悲。他想象自己即使到了八十岁的时候,依然会保持天真烂漫的天性。
马尔克斯说,生活只是我们能够记住的日子。“如果生活仅仅是这样,那写作对一个人来说有多么重要!幸亏有了写作,这才能使已经过去的时间记录下来。”张炜说,接下去的事情就是好好写作。他要写许多许多诗,因为它是记忆的最好方式。
从堆书的窝里走出去
不少人或许还记得,1993年发生了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其中“二张二王”之争颇为引人注目。所谓“二张”是张炜和张承志,“二王”则是王蒙和王朔。这场大讨论与1990年代的社会转型有关,但也不只如此,它实际上反映了一代人精神上的困惑。对于1950年代前后出生的人们来说,受着理想主义的教育长大,面对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时,怎能不感到困惑?张炜说:“我总觉得,不了解这批人,就不会理解这个民族的现在和未来。于是我始终有种冲动,好好写写他们。”
对于这一代人,张炜用“了不起的、绝非可有可无的一代人”来形容。他说,自己身上有这一拨人共同的优点和弱点。不停地反思和批判,作品写的就是这个过程。“我动手写下第一笔的时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如果事先知道这条长路最终会怎样崎岖坎坷,我或许会畏惧止步。”张炜说,写这部书实在是盛年之举。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为它花去整整20年最好的光阴。十卷本的《你在高原》,后来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细细追究起来,把作品的主人公定位于地质工作者,大概缘自张炜童年的理想。
“我出生的地方在海边的林子里。小时候,母亲和外祖母都很忙,我常常独自在林子里、海边玩。后来看到很多帐篷,原来那里发现了石油、金矿、煤矿,地质队来了。我很孤独,就常常去帐篷玩,去睡觉,听地质队员讲故事,看他们工作。”地质队员的生活和工作对张炜是极大的诱惑,同时也埋下了当地质工作者的梦想和情结。后来入读师范的张炜,也始终关注地质工作者的事。至今,他的帐篷等地质行头仍是一应俱全。
张炜将这十卷书称为“一位地质工作者的手记”。他用多年时间走遍了那个地区的山山水水,熟悉了每一条河流和山脉,熟悉了那里的大多数植物和动物。他将那次写作看作是一场持久的战役,而非一次战斗。
张炜清楚地记得,1987年夏秋之交,他正在鲁西的一片林场里采访,突然接到了回城开会的通知。原来是让他和几位作家一起到基层挂职。起初他因为生活和创作秩序的变动而感到有些不适,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很快像他的作品《融入野地》所写的一样,有了一种投身自然怀抱的愉快。在十几岁时,他几乎走遍了胶东半岛的山区平原。故地重返,再次经历这里的山水、文化、民俗,听到丛林的鸟叫,感受山风以及海风的气味,他似乎回到少年的光景……在《融入野地》中,他热切地写道:“一个人只要归来就会寻找,只要寻找就会如愿。多么奇怪又多么素朴的一条原理,我一弯腰将它拣了起来。匍匐在泥土上,像一棵欲要扎根的树——这种欲求多次被鹦鹉学舌者给弄脏。我要将其还回原来。我心灵里那个需求正像童年一样热切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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