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温故知新，由博返约。温故，就是古典文学的基础，经、史、子、集几方面的知识，都要懂一点；知新，指古典文学发展的新形势，如文物出土情况，新发现的资料，各种观点的新文章。由博返约，就是基础知识要厚实，面要宽要广，但又不能满足于此，专业还要精深，这样才能有创见、有发明。
二是钩沉表微，贵有恒心。《全宋词》的编纂起自1931年，分四步进行；（一）综合诸家所刻词集；（二）搜求宋集附词；（三）汇列宋词选集；（四）增补遗佚。旁采笔记小说、金石方志、书画题跋、花木谱录、应酬翰墨及《永乐大典》诸书，统汇为一编。1935年，三次印出《全宋词目录》，分发全国各地，广泛征求意见。并先写成六十家词跋尾，发表在《江苏国学图书馆年刊》上， 后又写成四十种词跋尾，发表在《制言》上，作为准备工作。1937年，全书初稿完成，送交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因抗战开始，至1939年出版二十册线装书，计辑两宋词人约一千多家，词二万余首。由于当时条件限制，书中还存在不少缺点。二十年后的1959年，我准备重新修订，但由于当时我患风湿关节炎，不能进行这项工作，由我推荐王仲闻先生为我修订。1965年重印出版。记增补词人二百四十余家，词一千六百余首。最近孔凡礼先生又从清初季沧苇所藏明抄本《诗渊》增补宋词四百多首。《词话丛编》1937年出版，收词话六十种。四十年后又重新修订，增二十五种，共收词话八十五种。
三是师友的切磋支持。我编《全宋词》、《词话丛编》等书，吴梅先生看了极为高兴，都为我做序，期望之殷切，情谊之深厚，我每临风怀想，铭感难忘。《全宋词》初稿完成后，呈汪辟畺先生审阅，汪先生看到我用《强村丛书》本卢祖皋《蒲江词稿》比毛晋本多七十余首，用明嘉靖本程珌《洺水集》比毛晋本多三首，用李之仪《姑溪集》比毛晋本多八首，用明沈愚本刘过《龙洲词》比毛晋本多三十四首，用明成化本何梦桂《潜斋先生文集》比《四印斋》本多七首，用明吴儆《吴文肃公文集》比江标本多九首，大为高兴，坚持请国立编译馆接受全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如果当时无汪先生力争，此稿也早已化为乌有了。同学赵万里、卢冀野、任中敏和词友龙榆生、赵叔雍、夏瞿禅、王仲闻等不弃浅薄，热诚指教，积极帮助，亲切鼓励，也是可感可敬，不能忘情的。1931年，万里出版了《校辑宋金元人词》，精审突过前贤。但他最少需三首才辑为一卷，启发我立有将宋金元词统汇为一编之志，所有一首、二首，甚至断句都加以校辑。万里借我影宋本《梅苑》参考，并给我《截江网》、《翰墨大全》、《永乐大典》中词，皆它处所未见。我辑《词话丛编》、《全宋词》，冀野曾为我多方搜集资料，鼓励我奋勇前进。中敏知我辑《全宋词》，便将他个人所藏诸家词集全部送我，我至今不忘。书出之后，他又通阅一遍，指出错误。他最近拟撰唐艺探微八种，为祖国争光，雄心壮志，不减往昔。榆生从强村老人治词，主编过《词学季刊》，我和他经常通信论词，对我编《全宋词》积极帮助。他的学生周咏先作《宋金元词钩沉》，朱居易作《六十家词勘误》，对我校宋词都有很大帮助。瞿禅自学功深，心仪已久，我辑《全宋词》时，陆游《剑南诗稿》中有《渔歌子》五首，《平阳县志》中有石刻宋词，都是他告诉我的。叔雍为况蕙风先生高足，他在宁时，曾为我撰《南唐二主词汇笺》序，并借给我《清初百名家词》过录，我们相约，他见宋词给我，我见明词给他，共同治词，相互研讨。仲闻为静安先生次子，家学渊源。我辑《全宋词》，曾先将目录分发全国各地，广泛征求意见，他提出很多宝贵意见，并把自己所作的宋词长编借给我参考。他为我重新修订《全宋词》，六年辛勤，全力以赴。十年动乱中，他被迫害致死，痛心已及。以上就我回忆所及，略述我的良师益友对我治词的帮助，没有他们我是不能完成这一部《全宋词》的。
当前，古籍新资料层出不穷，令人欢欣鼓舞。欧美日本也竞研汉学，不遗余力，我国老中青同志更应该结合起来，为发扬祖国文化遗产而刻苦钻研，攀登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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