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的牛百岁》七易其稿
赵焕章的第二部曲就是《咱们的牛百岁》。
写《喜盈门》的辛显令在文化馆工作，而写《咱们的牛百岁》的袁学强是个农民，一手把锄，一手写作。当拍完《喜盈门》，赵焕章还想为家乡拍个新戏。副导演武文朴去山东带回一篇发表在《泉城》上的小说《庄稼人的脚步》，赵焕章一读，有戏！同样，袁学强也被请到了上影文学部招待所。
《咱们的
牛百岁》
文章插图
赵焕章回忆道，这些来自农村的作者对电影创作虽陌生，但人聪明，又肯学，这使他很有信心。袁学强和辛显令一样，都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但真正“触电”确是刚开始。为使他们放下包袱，倾尽全力，赵焕章对两人“约法三章”：
一是你们生活底子厚，但电影文学基础差，对电影不熟悉，不过我们可取长补短，我会尽力帮着你们把本子改好。
二是我会不断地贡献点子，但千万不要将我的什么意见都吸收，符合实际的才吸收，认为错的，就说错。在做人上要相互尊重，但在艺术上不要客气，要坚持真理，这是另一种更深的尊重，是尊重艺术。只要是为艺术负责，你说的话再难听，我也不会生气。
三是你写一章，我看一章，但我改的地方不等于是定稿。因为我缺乏农村生活经验，我改的难免想当然。我们要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农村味，不能非驴非马，所以，最后要你们定夺，不能为了我而伤了应有的风格。
从小说到电影，那是跨门类的再创造。赵焕章提携后生，甘当人梯，可见一斑。但赵导却说，当时为出好剧本，上影厂的同仁们几乎都一样，不求名不讲利。
《咱们的牛百岁》初稿完成后，由上影厂资深编辑刘福年执笔修改。刘福年是山东潍坊人，几乎接到任务的同时，也接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于是，他带着剧本回山东奔丧。一边给母亲守灵，一边修改剧本，然后，回上海再改。而这时，赵焕章在济南的父亲也去世了。赵也带着剧本回济南，一边奔丧，一边改剧本。袁学强说，因为他的一个剧本，弄得两位老师都不能一心一意地处理老人的后事，他又愧疚又感动。《咱们的牛百岁》七易其稿才最后定稿。
《咱们的退伍兵》只拍了70多天
赵焕章的第三部曲是《咱们的退伍兵》。这是老作家、“山药蛋派”代表人物马烽和孙谦的作品。
赵焕章记忆犹新。当时，他欣喜地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农村改革带来的显著变化，应尽快地予以反映。《喜盈门》写的是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初期的农村生活，侧重表现家庭伦理道德；《咱们的牛百岁》写了农业承包责任制初期联产到组时的那段生活，表现乡亲之间的互助友爱精神；而《咱们的退伍兵》则涉及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如何搞商品化生产的问题，揭示农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咱们的
退伍兵》
文章插图
1985年，赵焕章对马烽、孙谦写的电影文学本《咱们的退伍兵》一见钟情，一下就被其间浓厚的农村气息和贴近现实的新生活所吸引。他知道，马烽与孙谦是50年的老战友老同事，曾共同合作了电影《高山流水》《泪痕》《几度风雪几度春》《黄土坡的婆姨们》等。马峰后来还当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但赵焕章也听人说，他两位的本子是从不让人修改的，而自己是位“完美主义者”，这给他出了难题。
赵焕章读完了剧本。两位老作家，生活底子厚、农村情况熟、深刻了解改革后农村新变化，将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如何搞商品化生产的问题及时提显出来，这在当时有先导作用。应该说，老作家的剧本十分精彩，但从文学本子到真正拍摄，有些地方还是需要改动。怎么办呢？
赵焕章决定采用“对分镜头剧本提意见”的办法，把两位老作家请到上海。想不到，二老不仅没有生气，还为分镜头剧本贡献了不少金点子。真是出乎意料之外，赵焕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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