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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界的理念需要革新。浙二乳腺外科名誉主任邓甬川回忆，科室的治疗理念已从“最大的可耐受治疗”转变为“最小的有效治疗”、从“局部治疗”转变为“全身治疗”。
“手术做得小了，但通过放疗、化疗、内分泌等相关治疗，最终保留患者乳房，依然能够恢复得很好”，邓甬川说。
这样的观念也给陈益定启发。他告诉“医学界”，循证医学证明，保乳术后患者的生存质量、5年生存率会更高。最新观点认为，保乳手术后，原来的病灶经过放射治疗，会有一定的免疫原性，使患者的预后反而比全切更好。
“保乳派”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占了上风。目前保乳手术成为绝大部分乳腺外科医生们的共识。
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保与切的战火烧到了患者和家属身上。尽管乳腺外科医生主张保乳术，勉强说服患者同意，但家属依然觉得不靠谱。家属们会帮患者到处咨询，有些医生就会给出切除乳房的建议。
这时候，外科男医生的角色就派上了用场。陈益定和同事会劝说男家属保留妻子的乳房。“作为一个男人，要知道怎么去疼女人。乳房不是切了就完事，后面的恢复很重要，患者的生活质量也很重要”，陈益定说。
不只是费尽心思劝说家属，为了不给患者留下任何阴影，陈益定会事无巨细地沟通，预计手术切口的位置、长度以及今后的瘢痕形状等，都要征得患者的接受和认可。在术中，陈益定尽量避免使用电刀，而是利用组织解剖间隙进行分离，尽可能减少对乳腺组织的损伤，减少术后并发症。
不懈努力下，陈益定的门诊爆满，经常从下午一点半一直看到晚上七八点。他回忆道，自己最喜欢写的病历是：乳腺癌术后20年随访。
最令陈益定感到痛惜的是，在与患者沟通了很久、连诊疗方案都确定下来后，患者却转身尝试自然疗法。
陈益定曾接诊过一位女教师，她体内的肿瘤长的很快，就诊后她却回家采取“食疗方法”，只吃红薯，自称能够克服肿瘤。陈益定也遇见过靠打坐来治疗乳腺癌的患者，多番劝阻依然无果，他感到很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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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邓甬川医生
肿瘤科医生 ≠ 外科医生
从业20余年，陈益定觉得原浙江医科大学校长郑树教授给自己的影响最为深刻。在陈益定眼里，导师郑树堪称全才，不仅是优秀的外科医生，还懂内科和病理学。
郑树经常给学生们灌输一个观点，即肿瘤科医生并不单纯是外科医生。“不是很草率地患者一来就做手术，手术做好就扔掉，患者出院后是否还活着，是否有复发，后续的事情永远不知道，这是不行的”，陈益定说。
作为肿瘤科医生，前前后后要管理很多事情，类似内分泌治疗等辅助治疗，都需要监管。陈益定告诉“医学界”，“我们希望患者从手术那天开始，终生的随访都在我们手里。”
除了病程管理上的延长外，陈益定还关注疾病的家族遗传问题。国内流行病学调查发现，乳腺癌有明显的家族遗传倾向，5%～10%的乳腺癌是家族性的。如有一位近亲（母亲、姐妹）患乳腺癌，则患病的危险性增加1.5～3倍；如有两位近亲患乳腺癌，则患病率将增加7倍。
陈益定曾经在门诊接待过来自浙江义乌的一家五姐妹，她们的年龄在40岁至60岁之间，有三个人相继查出了乳腺癌，另外一位得了多发性乳腺纤维癌瘤。
相似的病例还有很多。在二代基因测序的帮助下，陈益定能够发现更多BRCA乳腺癌相关基因突变的患者。她们不仅自身罹患乳腺癌的概率高，且家族遗传的可能性增大。此时陈益定会叮嘱患者及家人定期随访，预防乳腺癌发生。
陈益定认为，目前医疗亚专科分类精细，但对年轻肿瘤科医生来说，不能仅仅关注自己领域的内容，知识面必须要广泛。“例如化疗方案的制定，必须要关注患者局部治疗的指征、后续复发可能带来的影响、药物相关副作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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