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宪章的效力
仅就自由大宪章的内容和性质看，在社会主体层面，其具有广泛效力。一方面，从内容看，除了规定贵族的特权之外，其对民众利益也有涉及。对于大宪章的内容，早期研究中，学者将其归纳为两个部分：上层阶层的特权和民众的权利。〔25〕在宪章中确实有不少涉及到诸如骑士、下层臣民这样非贵族的权益的条款，例如下列两条相关规定：
第30条，“任何执行吏或管家吏，不得擅取自由人之车与马作为运输之用，但依照该自由人意志为之者，不在此限”
第39条，“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等地位之人依据这块土地上的法律作出合法裁判，皆不得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其他任何形式的损害。”〔26〕
这类保障民众权利的条款经常作为这份法律文件进步的例证，比如将大宪章和其他欧洲的法律性文件相比较认为，宪章所确认的非贵族利益的让步远多于其他欧洲的文件。而且对非贵族利益授权的范围更加广阔：宪章的效力因内容而具有普遍性。
另一方面从大宪章的性质看，它是政治性契约。中世纪西欧的国家，盛行政治契约关系：不同于以自然权利为基础的社会契约理论及其表达的社会关系，它是一种经济政治制度，国王把在其名义下的土地分封而治，保护臣民，贵族骑士对国王忠诚效力，在这种双向的关系界定下，契约当事人之间互负义务。当时的社会建立在此类契约关系之上，契约视为法律。〔27〕这类协议效力不仅限于协议的私人间，就像国王加于贵族的税收负担会转嫁到下层人民身上一样，自由大宪章对贵族的义务的规定也会在贵族管辖的下层人身上生效，可以说它在全国或者领地范围内具有普遍效力。如此，大宪章调整对象广泛。但这样的界定显然不够，因为它只留意自由大宪章的内容本身。
结合英国的历史情况，自由大宪章效力主体的普遍性值得质疑。第一，从文件的字里行间看，除了签订大宪章在场的三方，其中还有不少对市民、骑士一类人的内容和规定，这些规定结合整个文本阐述民众的基本权利——文本中使用的是“自由民”(liberi)这一概念对其进行表述，例如在上文提到的第30条和第39条。“自由民”概念在当时是对群体的界定。可追溯至罗马时期，自由民指的是罗马市民和外乡人(行省自由民)，民法适用于罗马市民。〔28〕到中世纪英国，诺曼征服之后自由民数量大大减少，自由民农奴化过程加速。农奴处于社会底层，虽然有基本的个人权利但并不是自由人，不在大宪章保障自由的范围内。〔29〕
第二，将自由大宪章作为政治协议看，对自由大宪章效力主体普遍性的质疑最浅显的来自其内容：宪章中规定的贵族的义务存在转移，但其权利不可能转嫁到下层民众的身上。具体到宪章规定，从贵族到居民的个人权利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但其效力还是因身份存在差别。例如规定了“同级审判”——贵族只接受贵族的审判，实际确认了贵族的特权，甚至有研究者从政治立场出发来分析大宪章的适用效力认为：它的很多条文反映的都是贵族的利益，对教会领主权利予以保障，而对其他自由民的利益保障较少。对大宪章内容更为中肯的历史分析则是英国历史学家霍尔特的观点：大宪章的内容和其他的特许状并不存在不同：第一重申了基本的封建原则，第二则是维护贵族权力。〔30〕
至此，可知宪章的效力本身具有局限并非受制于使用的拉丁语本身。那么如何理解罗宾汉受保护和史料中诉讼管辖等的事件呢？在诸多的罗宾汉故事中有一个桥段，他被狮心王赦免，加官进爵。比如在Runnymede这部剧本中，罗宾汉的身份本身就是理查王的亲信，〔31〕被保护的罗宾汉不是那个劫富济贫的法外人，他在宪章所保护的自由民之列。可见，罗宾汉受到大宪章保护和他的自由民身份相关，而和他说什么语言没有关联。相比较于文学故事，对诉讼管辖这样的史料分析较为复杂，对“自由民”适用的大宪章于1221年的诉讼管辖异议和1265年的伦敦市民反对接管事件中，仍存在主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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