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百年前这个大会，报纸上“没有一点报道”，却为何改变了中国命运？
_原题是：百年前这个大会 ， 报纸上“没有一点报道” ， 却为何改变了中国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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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的文物库房门被推开 ， “啪——”灯亮了 。
一个牛皮纸袋从藏品柜中拿出 ， 戴着白手套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取出一张册页 ， 上书“作始也简 ， 将毕也钜” ， 落款为“董必武 一九五六年二月” 。
这幅字是国家一级文物 ， 是董必武来上海时为中共一大会址所题 。 原文出自《庄子》“其作始也简 ， 其将毕也必巨” ， 意为有些事情开始极其微小 ， 后来逐步发展壮大 ， 最终成就一番大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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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春节董必武为中共一大会址题词（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供图）
此时 ， 距离董必武参加一大会议已经过去35年 ， 新中国成立也已5年有余 ， 当年立下的“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理想已经实现 ， “废除资本私有制”马上就要完成 ，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航程即将展开 。 回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发源之地 ， 董必武感慨万千 。
故事 ， 要从百年前风云际会的上海讲起 。
“相约建党”
“不出三五年 ， 上海劳动界 ， 必定能够演出惊天动地打倒资本制度的事业来的”
1920年2月中旬 ， 上海十六铺码头 ， 一艘外国轮船上走下一名中年男子 。 他就是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 。
在上海 ， 陈独秀从他最熟悉的教育和宣传做起 ， 行程密集 。 2月29日 ， 他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演讲教育问题；3月2日 ， 应邀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
此时他的心中 ， 还藏着一件重要的事 。 在从北京南下途中 ， 李大钊亲自送至天津 。 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 在一辆不起眼的骡车里聊了一路 ， 从对思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 ， 谈到在中国建立共产党 ， 留下了一段“南陈北李 ， 相约建党”的佳话 。
陈独秀南下上海 ， 是为避开北洋政府监视 ， 更重要的是 ， 这里有他的工作对象 。 数据显示 ， 1919年上海工人总数达51万 ， 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 。 而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 锻造了上海工人阶级很强的反抗性；近代企业的集中生产 ， 又培养了上海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
经历过北京五四学生运动的陈独秀 ， 已然发现“仅有学界运动 ， 其力实嫌薄弱 ， 此至足太息者也” ， “六三大罢工”更让他看到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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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
在上海 ， 陈独秀重编《新青年》 ， 很快聚集起一批将民族危亡视为己任的知识分子 。 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等成为《新青年》的编辑 。 上海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心 。 俄共（布）代表刘江在报告上海之行时说：“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 ， 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 。 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 ， 出版300多种出版物 ， 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 。 ”
这些知识分子脱下长衫 ， 换上短装 ， 开始有意识地在工人群体中宣传马克思主义 。 面对码头工人 ， 陈独秀发表《劳动者底觉悟》演说 ， “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 ， 最贵重” ， 并主持创办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劳动界》 。 李汉俊等人深入工人队伍中宣传 ， 先后发起成立上海机器工会、上海印刷工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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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李汉俊负责编辑的《劳动界》
当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与代表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结合时 ， 一股伟力喷涌而出 。 当时进步期刊《共产党》如此评价兴起的工人运动：“最近两三月间 ， 上海劳动界反抗资本家的空气愈益紧张 ， 工人自动的组织工会 ， 创办劳动学校 ， 都是很好的现象 。 ”它还作出乐观判断：“照这样发展下去 ， 不出三五年 ， 上海劳动界 ， 必定能够演出惊天动地打倒资本制度的事业来的 。 ”
后来的历史证明 ， 这的确是一个颇具先见的判断——时代巨幕已然拉开 ， 火种开始点亮舞台 。
“弄堂里的火种”
老渔阳里2号发出的一封封“邀请函” ， 酝酿着一个大事变 。 李大钊信心满满：“黄金时代 ， 不在我们背后 ， 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 ， 乃在将来”
穿过茂密的法国梧桐 ， 石库门房舍成排出现 。 走进南昌路100弄2号（原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逼仄的天井 ， 抬头看 ， 二楼一扇漆红木窗恰开着 ， 雕花窗楣边静摆着一张空无一物的旧式书桌 。
时间拨回到100年前的那个夏天 。 这张漆黑的小木桌上堆满了各类待校编的文章 ， 伏案的陈独秀正忙着为即将下印的《新青年》杂志做最后的校改工作 。 如今 ， 在旧址一楼的大厅里 ， 还悬挂着一块小黑板 ， 上有粉笔写就的一行繁体小字：“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 。 ”当年盛况可见一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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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的小黑板上 ， 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
彼时 ， 另一重“盛况”——1917年十月革命的余波仍在中国社会震荡发酵 。 正如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所说：“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 ， 必将起绝大之变动 ， 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 。 ”1920年5月 ， 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上海 ， 向陈独秀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建议 。
道路尚未完全清晰 ， 真理却越辩越明 。 陈望道回忆：“越谈越觉得要根本改造社会制度 ， 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 ， 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 。 ”
时间到了1920年8月 ，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这间宅子里正式成立 。 这座不起眼的石库门建筑 ， 已然成为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枢纽” 。 从那时起到第二年春 ， 一封封信函从这里发出、一个个“使者”奔向各地 ， 先后在国内6个城市及旅日、旅法华人中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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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南昌路100弄2号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一大的整个组织筹备工作是在上海老渔阳里完成的 。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主持工作副馆长徐明说 ， 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担纲起“发起组”“中央局”的角色 ， 为一大召开做了大量前期工作 。 这个“躁动于母胎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 就要呱呱坠地了 。
1921年6月 ， 在与来沪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商议后 ， 上海早期组织成员李达和李汉俊写信给各地党组织 ， 通知速派两名代表赴上海开会 。
马林的迫切心情不亚于中国同志 。 他在7月致信共产国际代表信中提到：“希望本月底我们要召开的代表大会将大大有利于我们的工作 。 同志们那些为数不多而分散的小组将会联合起来 。 此后就可以开始集中统一的工作 。 ”
老渔阳里2号发出的一封封“邀请函” ， 酝酿着一个大事变 。 李大钊信心满满：“黄金时代 ， 不在我们背后 ， 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 ， 乃在将来 。 ”
“绝不是为个人命运”
早期的50余名中共党员多为知识分子：“南陈北李”是大学教授 ， 13位出席代表中 ， 8人有大学学历 ， 其中4人留学日本、3人就读于北京大学 ， 4人有中师学历 ， 1人是中学学历
行走在繁华的上海新天地 ， 太仓路127号并不起眼 。 这里是博文女校旧址 ， 一栋内外两进、两层砖木结构的老式石库门建筑 。
1921年6月末到7月中旬 ， 9位“北京大学暑期旅游团”成员陆续住了进来 。 他们都是在收到李达、李汉俊的书信后 ， 赶来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会议 。
之前的6月29日傍晚 ， 何叔衡与毛泽东在长沙小西门码头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 。 当时与何叔衡同在《湖南通俗报》的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 ， 偕行者润之 ， 赴全国○○○○○之招 。 ”对于5个圆圈 ， 谢觉哉后来解释是“共产主义者” ， 当时他知道这件大事 ， 但怕泄密 ， 故用圆圈代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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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
武汉代表陈潭秋日后回忆：“因为暑假休假 ， 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 ， 只有厨役一人 。 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 ， 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 ， 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 ， 有的湖南口音 ， 有的湖北口音 ， 还有的说北方话 。 ”
一番舟车劳顿后 ， 来自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党组织的代表齐集上海 。 渔阳里红色弧光初现 。
有学者做过分析 ， 早期的50余名中共党员多为知识分子：“南陈北李”是大学教授 ， 13位出席代表中 ， 8人有大学学历 ， 其中4人留学日本、3人就读于北京大学 ， 4人有中师学历 ， 1人是中学学历 。
一个鲜明对比是 ， 当时九成国人是文盲、半文盲或勉强粗通文墨 。 可以说 ， 这些一大代表如果只是想凭自己学识谋一份好差、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 料想不算难事 。
【上海|百年前这个大会，报纸上“没有一点报道”，却为何改变了中国命运？】“可见他们义无反顾投身建党伟业 ， 绝不是为改变个人命运 ， 而是希望以自己一腔热血 ， 在黑暗中探寻民族出路 ， 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现状 。 ”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感慨 ， “这就是立党为公！”
正因为有较高的学养、开阔的眼界 ， 他们接受俄国“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 成为民族最先觉醒的人 。 历史学者金冲及曾引用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判断：“马克思主义对于能理解它的人来说 ， 意味着得到了‘全能的智慧’ ， 而对于信奉它的人来讲 ， 则等于找到了‘根本性的指针’ 。 ”
1921年4月 ， 李汉俊告诉来访的日本文学家芥川龙之介：“种子在手 ， 唯万里荒芜 。 或惧力不可逮 。 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此不得不忧者也 。 ”
时年31岁、通晓四国语言的李汉俊 ， 在当时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 他对着日本朋友自问：如何改造现在的中国？“要解决此问题 ， 不在共和 ， 亦不在复辟 。 这般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 ， 过去既已证之 ， 现状亦证之 。 ”他说 ， “故吾人之努力 ， 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 。 ”
后来的故事 ， 则显得顺理成章 。
1921年酷暑7月 ， 上海滩群贤毕至 。 看似平静的博文女校之下 ， 激荡的却是之后中国红色画卷的“初心之作” 。 据史料记载 ， 一大会议多项筹备工作在此完成 。
“有力的争论”
“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 ， 而求得一最合适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7月23日晚 ， 树德里的灯光从窗棂门缝中透出 。 穿长衫的、穿西式衬衫打领带的 ， 留八字胡的、长络腮胡子的 ， 教授派头的、学生模样的 ， 一个个走入望志路106号 。
望志路106号 ， 一大代表李汉俊之胞兄李书城寓所 。 1964年 ， 毛泽东对时任农业部长的李书城说：“你的公馆里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 是我们党的‘产床’啊！”
这是一处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 ， 青墙红砖交错 ， 乌黑木门配一对铜环 ， 院内是一上一下的大开间 。 李汉俊把一楼的客堂间布置成会场 。 一个长方形餐桌 ， 十几把圆形椅凳 ， 15名年轻人、包括两个高鼻梁老外 ， 带着兴奋心情齐聚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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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会址内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供图）
当晚 ， 第一次会议举行 ，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致辞 ， 随后代表讨论大会任务与议程 。 24日第二次会议 ， 各地代表报告当地区党、团组织情况 。 之后休会两日 ， 起草党纲和今后工作计划 ， 27日、28日和29日 ， 代表举行三次会议 ， 对党的纲领与决议做了详尽讨论 。
多位参会者日后回忆 ， 会场上发生过多次“有力的争论” 。 最激烈的思想碰撞 ， 发生在两位饱读马克思著作的代表之间：李汉俊主张 ， 共产党要走什么路 ， 最好派人去俄国和欧洲考察 ， 之后再来决定 。 而被称作“小马克思”的刘仁静则认为 ， 应该武装夺取政权 ，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 实现共产主义 。
此外 ， 就是关于是否支持“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 。 即便在最终通过的纲领中采纳双方意见 ， 但仍在注释中留了个小尾巴：“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 ， 最后留至1922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 。 ”
这样的分歧与争论 ， 折射出政党草创时期的真实状态 。 这个党成立后该走怎样的革命道路、采取怎样的斗争策略 ， 与会者还想得不够深入、细致与透彻 。 毛泽东日后回忆起一大时说：“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 ， 世界上的事情如何办 ， 也还不甚了了……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 ， 一样也不晓得 。 当时我就是这样 ， 其他人也差不多 。 ”
究其原因 ， 有理论与思想准备不足的因素 。 13位代表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 ， 有人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 ， 有人信奉“维新思想”“改良主义” ， 甚至有人宣扬“无政府主义” ， 即使之后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 ， 但囿于接触时间长短不一 ， 每个人理解掌握的程度也不相同 。
但更重要的原因 ， 是共产党人自觉肩负起“时不我待救中国”的责任 ， 没有时间远去欧洲“取经” 。 “他们一经掌握马克思主义 ， 就想马上用于改造世界 。 ”徐建刚说 。 这样做难以避免理论准备不足 ， 但年轻的共产党人勇于实践、善于总结 ， 不断修正错误、汲取经验 ， 使党逐步从幼稚走向成熟 。
就如年轻气盛的刘仁静 。 1922年 ， 也就是建党次年 ， 他在团刊《先驱》发刊词中说 ， 只“富于反抗的和创造的精神”而不知道“中国客观的实际情况 ， 还是无用的” 。 他强调 ， 要“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 ， 而求得一最合适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
真理越辩越明 ， 争论的意义莫过于此 。
“第一声啼叫”
“先立乎其大者 ， 则其小者弗能夺也 。 ”同一个时期中国 ， 以类似聚会方式探讨中国革命之道的人还有很多 ， 但付诸实践者少
在述及树德里那一次次争论时 ， 历史学者多会联系到1903年列宁和马尔托夫间关于建党原则之争 。
马尔托夫主张实行“自治制” ， 建立“党员俱乐部” ， 党员可以不参加党的组织 。 列宁主张党员必须参加党的组织 ， 并按照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建党 。 在列宁看来 ， 党应该具有严密的组织、统一的意志和行动 ， 只有按照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党才是一个“真正钢铁般的组织” 。
18年后的中国共产党人 ， 显然意识到确定组织原则的重要性 。 虽然没有赴上海出席一大 ， 但身在广东的陈独秀给出席会议代表写信提出几点意见 ， 希望会议能郑重讨论 。 “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主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发动群众 。 ”前三点 ， 都直指党的建设 。
包惠僧在1953年回忆一大现场讨论情况：“我们的党是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而诞生的 。 代表们的思想和情绪对于学习苏俄与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党 ， 大体都是一致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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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在一大会场
经过代表热烈讨论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及《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 ， 成为“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叫”——
《纲领》规定了党的性质：有别于同时期其他政治团体 ， 这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 。
《纲领》订立了党员标准：“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 ， 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 ， 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
《纲领》明确了组织纪律：“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 ， 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 ， 应成立委员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 ， 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
《决议》提出了工作重点：“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 ， 均应组织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应特别机警地注意 ， 勿使工会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 。
百年后的今天再读这两份红色文献 ， 依然让人热血澎湃 。 尽管文字上略显粗糙、某些观点稍显幼稚 ， 但完完全全抓住关键之关键——党的奋斗目标是什么 ， 拿什么理论、用什么组织原则来建党 。 这将中国共产党同资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严格区分开来 ， 成为一个目标明确、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 。
万物得其本者生 ， 百事得其道者成 。 我们的先哲在千年前就说过：“先立乎其大者 ， 则其小者弗能夺也 。 ”
同一个时期中国 ， 以类似聚会方式探讨中国革命之道的人还有很多 ， 但付诸实践者少 。 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是 ， 建党更早并矢志改变中国现状的国民党 ， 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却比中共晚了3年 。
“崭新的政党走了出来”
“‘一大’开过了 ， 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 ， 连报纸上也没有一点报道 。 ”但历史已然发生 ， 当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时 ， “中国的伟大事变在实质上却开始了”
走在嘉兴南湖边 ， 湖面波光潋滟 。 靠近湖心岛处 ， 一艘复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单夹弄中型画舫静静停泊着 。
当年 ， 正是这艘不起眼的小船 ， 改变中华民族的前进航向 。
7月30日晚 ， 李公馆内突然闯进不速之客 。 “他张目四看 ， 我们问他‘找谁’ ， 他随便说了一个名字 ， 就匆匆走了 。 ”李达日后回忆 。 有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建议大家紧急转移 ， 经李达夫人王会悟牵线 ， 部分代表登上开往嘉兴的火车 。 几小时后 ， 南湖上聚集起这批革命者的身影 。
在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宪义看来 ， 去嘉兴开会 ， 主要考虑交通和安全两方面 。 “通过沪杭铁路 ， 上海到嘉兴只需不到3小时 。 在南湖开会 ， 可以用游客身份作掩护 。 湖面视野开阔 ， 有情况也能立刻发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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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南湖红船（董天晔 摄）
于是 ， 在浩渺烟波中 ， 代表们在画舫上召开最后一次会议 ， 通过党的纲领和关于工作任务的决议 ， 选举临时领导机构中央局 ， 党的一大顺利闭幕 。
这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或许没想到 ， 这次会议会如此深刻改变中国命运 。 或许相较于他们之后的峥嵘岁月来说 ， 这只是历次有惊无险经历中的一次 。 以至于多年后 ， 他们竟难以回忆出开会的具体日期——这 ， 是“作始也简”的最好注脚 。
“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 ， 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 。 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说 ， 这个瞬间宛若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 ， 普照着暂时的黑夜 。
曾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胡乔木感慨：“‘一大’开过了 ， 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 ， 连报纸上也没有一点报道 。 ”但历史已然发生 ， 当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时 ， “中国的伟大事变在实质上却开始了” 。
建党24年后 ， 毛泽东在以党的七大名义召开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说：“‘巨’就是巨大、伟大 ， 这可以用来说明是有生命力的东西 ， 有生命力的国家 ， 有生命力的人民群众 ， 有生命力的政党 。 ”此时 ， 中共党员人数已从一大召开时的50多人发展到121万人——这 ， 是“将毕也钜”的确凿鉴证 。
正是这份生命力 ， 成就了一番震烁古今的事业 。 尽管一大确立的党的原则是那样简单、质朴 ， 却在一代代共产党人心中孕育成长 ， 成就参天大树 。 历史终于可以宣告：当红色的激流汇入黄色的土层 ， 这个伟大的党坚定选择马克思主义 ， 彻底改写人民命运与国家前途 。
伟大仍在继续 。 当我们在向“两个百年”目标昂首迈步时 ， 一定会想到这个画面——
天边破晓 ， 望志路106号的门缓缓打开 ， 一个崭新的政党走了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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