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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行走在高山峡谷 这位云南人研究蘑菇的故事登上《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行走在高山峡谷 这位云南人研究蘑菇的故事登上《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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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 人民日报6版显著位置刊登题为《研究大型真菌30余年成果累累——杨祝良 行走在高山峡谷》的文章 ， 聚焦一位专注真菌研究30余年的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 ， 他说“科普有时候比科研论文更重要 。 ”并有通俗易懂的语言出版科普读物 ， 帮助大众区分可食用和有毒的野生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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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原文如下——
人物小传
杨祝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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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祝良在野外拍摄蘑菇生长
1963年生于云南省曲靖市 ， 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东亚植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主任 ， 专注真菌研究30余年 ， 已发现4个新亚科、21个新属、260余个新种 。
他为大型真菌绘制族谱 ， 通过编纂书籍、制作宣传挂图等方式 ， 帮助人们提高防范能力 ， 以降低云南野生菌中毒事件发生起数、中毒和死亡人数 。
在昆明 ， 即便进入雨季 ， 大多数食用野生菌仍无法人工繁育 ， 不少野生菌价格依然高企 。 然而 ， 曾经很贵的羊肚菌 ， 这两年价格却大幅下降 。 “你们在市面上看到的羊肚菌 ， 应该是人工种的 。 多亏咱们现在人工种植技术水平高 ， 大家才有这样的口福……”一进杨祝良的办公室 ， 映入眼帘的全是菌类期刊专著 ， 杨祝良侃侃而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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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祝良学习期间留影
“我的工作主要是为大型真菌绘族谱、认‘亲戚’”
中国是羊肚菌科物种的世界分布中心 ， 乍看一样的羊肚菌 ， 从分子生物学角度看 ， 却有30多个不同物种 。 从中找出既容易人工栽培、又高产稳产的物种 ， 谈何容易？前后10多年 ， 杨祝良团队只要出差就在全国各地采集菌株 ， 终于筛选出十几种适合人工栽培的菌株 。 投放到市场 ， 第一年便见到了效益 。 可转年再种 ， 有的菌株却出现明显退化 ， “有的产量骤降 ， 有的干脆不长 。 ”杨祝良带领团队再次聚焦羊肚菌 ， 在基因层面揭示了羊肚菌退化的原理 。 “现在只要检测两个基因 ， 就能判断菌种是否退化、是否合格 。 ”
研究大型真菌 ， 既有很强的科研价值 ， 又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 杨祝良说：“我的工作主要是为大型真菌绘族谱、认‘亲戚’ 。 这就好比一个大家族里可能有10多个家庭 ， 每个家庭里又有不同的成员 。 哪些能放心吃 ， 哪些有毒 ， 这些研究清楚了 ， 才能进一步考虑产业发展的问题 。 ”杨祝良说 。
后来 ， 杨祝良团队瞄准了被业内评价“很棘手”的牛肝菌科分类 。 他们联合国际同行 ， 借到了国内外重要标本馆的大多数代表性研究材料 ， 终于收集到了全球该科60余属约400种的2600余份标本样品 。 “借标本、分析基因组是我们非常常规的工作 ， 虽然看似有些枯燥 ， 但看到收集到的标本样品越来越多 ， 我还是乐在其中 。 ”杨祝良说 。
2014年3月 ， 杨祝良团队在国际真菌学主流期刊《真菌多样性》上发表论文 ， 首次构建了世界牛肝菌科的分子系统发育框架 。 紧接着 ， 他们对我国牛肝菌的物种多样性进行了系统研究 ， 澄清了一大批分类混乱的菌种；其中一些研究成果被国际权威专家誉为牛肝菌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 。 杨祝良说：“能出这样的科研成果 ， 不是因为我们多高明 ， 而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发展 。 ”
“没有一流的野外工作 ， 就没有一流的科研成果”
杨祝良的科研离不开实验室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 ， 但去野外发现新的野生菌 ， 依然是杨祝良最大的期盼 。 他说：“没有一流的野外工作 ， 就没有一流的科研成果 。 ”
1998年夏 ， 杨祝良第一次去青藏高原科考 。 生于云贵高原的杨祝良没想到 ， 自己竟然在海拔3000多米处产生了高原反应 。 心跳每分钟120次 ， 躺在床上像跑步 ， “跑”了一晚 ， 第二天连走路都吃力……科考队长劝杨祝良回去 ， 杨祝良想都没想便拒绝了 。 他说：“要是不坚持住 ， 以后永远也不能站上世界屋脊 ， 这会成为我科研生涯中的一个短板 。 ”
一周后 ， 杨祝良身体逐渐适应 ， 甚至比最初照顾他的同伴走得还快、爬得还高 。 他说：“那会儿就想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 抓紧机会考察 。 ”也是在那次科考中 ， 杨祝良意外地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草甸发现了野生菌 。 “一般认为野生菌应该长在植被茂密的林下 ， 可为何出现在植被稀疏的草甸中呢？这本身就是很好的科研题目……”杨祝良说 ， 现在 ， 自己的学生到了野外 ， 车一停就会全都钻进大山 。 野外采集虽然辛苦 ， 却能够给科研人员带来重要的启发 。
杨祝良对于科研始终全身心投入 。 他曾大年三十没有离开研究所 ， 也曾坚持每周六天半时间“泡”在实验室里 。 在国外读博期间 ， 他还花了两年时间 ， 到野外森林中寻找不能人工栽培的鹅膏菌幼龄个体供研究之用 ， 最终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新观点 ， 后来还被外国同行收入到研究著作中 。
1997年底杨祝良完成国外学业回国 ， 他立即开展研究、申请项目并获得批准 。 恰在此时 ， 杨祝良收到国外研究机构的邀请 ， 但他选择了留在国内 。 “国家培养了我 ， 正是出成果的时候 ， 我不能离开 。 ”杨祝良说 。
“科普有时候比科研论文更重要”
虽然从事的是基础研究 ， 但杨祝良并不想躲在象牙塔里 。 “选择研究方向时 ， 要结合大众生产生活的需要 。 ”他说 。
在世界每年误食毒菌而中毒死亡的案例中 ， 有90%以上都是因误食剧毒的鹅膏菌所致 。 中国共发现了12种剧毒鹅膏菌 ， 其中一多半要归功于杨祝良团队 。 “剧毒鹅膏菌含有一类环肽分子 ， 可能对癌症靶向治疗有帮助 。 从基因的角度研究为何会演化出这类毒素 ， 还能更好了解整个地质历史时期蘑菇的进化规律 。 ”杨祝良说 。
上世纪90年代开始 ， 云南山区和半山区出现100多起“不明原因猝死” ， 一直没有找到原因；民间生出各种谣言甚至迷信的说法 。 中国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联系到杨祝良 ， 并通过与国内多学科、多个研究团队联合攻关 ， 最终发现事件背后的元凶之一是毒沟褶菌 。 于是 ， 除了撰写科研论文 ， 杨祝良还和同事们编写了科普宣传册 ， 教当地人掌握这些毒菌的特点 ， 远离它们 。 “不明原因猝死”现象少了很多 ， 迷信谣言也不攻自破 。
“科普有时候比科研论文更重要 。 ”科普活动没法申请项目 ， 也无助于职称晋升 ， 但他说 ， 科普也是科学家的重要工作 。 “科研语言要准确专业 ， 但科普得通俗易懂 。 ”杨祝良团队2015年出版了《中国鹅膏科真菌图志》 ， 可以帮助大众区分可食用和有毒的鹅膏菌 。 “记住两点 ， 普通人就可避开大多数毒蘑菇：一是‘自己不熟知的蘑菇不吃’；二是‘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的蘑菇不吃 。 ”杨祝良说 。
近些年 ， 云南省发生野生菌中毒事件的几率已大幅下降 。 而这背后 ， 既有食品安全、疾控部门的努力 ， 也与杨祝良这样的科研人员的深入科普密不可分 。
如今 ， 杨祝良最喜欢别人叫他“蘑菇先生” 。 “这还是一位小学老师起的 。 当时我去给一所小学做科普 ， 老师介绍我时叫我‘蘑菇先生’ ， 我觉得特别准确 ， 我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
因为热爱 所以执着（采访人员手记）
对科研 ， 杨祝良近乎痴迷 。 为了搜集科研材料 ， 他和同事跑遍山山水水；为了早点获得科研成果 ， 过年期间他也会去“泡”实验室 。 越是遇到科研难题 ， 杨祝良越有动力 。 做科普 ， 杨祝良乐在其中 。 他提出的两个标准 ， 让高大上的科研成果成为云南山区群众吃菌的常识 ， 极大减少了因为误食毒蘑菇导致的中毒事件 。
【人民日报|行走在高山峡谷 这位云南人研究蘑菇的故事登上《人民日报》】因为热爱 ， 所以执着 。 杨祝良说 ， 研究蘑菇是一项偏冷门的学科 ， 但他从不觉得自己是在“坐冷板凳” 。 业界的认可 ， 还有被叫做“蘑菇先生” ， 让他始终内心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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