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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30年”：日本少子化之困

“不是拒绝结婚 ， 而是不愿意把结婚当做任务来完成 。 ”今年8月刚过完30岁生日的田中裕子在日本福冈县过着单身白领生活 ， 经济独立、喜欢旅行 。 在她看来 ， 如果结婚不能让生活变得比现在更幸福 ， 宁愿等一等 ， 当然 ， 也可能一直等不到 。“失去的30年”：日本少子化之困
田中裕子在东京晴空塔附近的建筑楼顶大声喊出“要变更幸福”的愿望 。受访者 供图十多年前 ， 日本社会曾一度将30岁以上的未婚女性称为“败犬” ， 但并不善意的标签并没能促进日本女性走入婚姻 。 裕子说 ， 生活圈里的许多同龄人都还没结婚 ， 平时一点也不孤单 ， 父母长辈从来没有催促她尽早成家 ， 反而是政府催婚又催生 。日益恶化的“少子化”危机令日本政府伤透脑筋 ， 原本寄希望“令和”时代带来一波生育高峰 ， 但惨淡的数据无情“打脸” 。 今夏 ， “86万冲击”一词在日本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刷屏 ， 指2019年日本出生人口降至86.5万人 ， 为有统计以来的新低 ， 新生儿数量以30年来的最快速度下降 。 日本总务省8月发布的数据显示 ， 该国总人口较去年减少50万 ， 连续11年负增长 。 而在今年 ， 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 ， 日本地方政府1-7月受理的怀孕申报为51.385万份 ， 同比减少5.1% 。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初受困于“少子化” ， 前首相安倍晋三曾不止一次形容“少子化”是日本“国难” ， 推出一系列应对政策 ， 但未能逆转在下坡路上疾驰的出生率 。 现首相菅义伟已将解决少子化问题列为新内阁的主打政策之一 ， 计划明年为部分新婚夫妇发放多达6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9万元）的补贴 ， 希望2022年将不孕不育治疗纳入医保 ， 并承诺彻底解决儿童入托难问题 。家住首都圈相夫教子十多年的清水 ， 正为儿子的教育问题忧心忡忡 ， 盼着快些把孩子送进大学 。 见证了多届政府的少子化对策 ， 她叹了口气说 ， 做父母的难处哪是靠一些福利就能化解的 。围城内外2019年的最后一个夜晚 ， 福冈大街小巷难有的清静 ， 裕子和爸妈在客厅一边看“红白歌会”一边吃着除夕饭 。尽管住在一起 ， 但像这样一家三口聚在餐桌前的时刻并不多 。 在当地一家日用品公司做部门负责人的裕子几乎天天加班 ， 一般晚上9点过后才回家 ， 和父母几天打不上照面也是常有的事 。“红白歌会”节目过半 ， “年越荞麦”端上了桌 ， 裕子妈妈两天前就在面店预定了荞麦面 ， 这是日本家家户户除夕必吃的传统食物 ， 有斩断厄运的寓意 。 看着碗里的食物 ， 裕子无奈自嘲道：“再过一年 ， 我也是‘年越荞麦’了 。 ”她的父母在一旁笑笑没说话 。日本人把31岁还未出嫁的女性称为“年越荞麦” ， 因为这种年节限定的食物如果没能在12月31日被售出 ， 就将面临被丢弃的命运 。 这个梗有些过时 ， 裕子很久之前在网上看到时不禁有些感慨 ， “什么年代了还物化女性” 。但令她感到很开心的是 ， 每次聊到年纪 ， “60后”父母不会“借题发挥” ， 他们自己就晚婚晚育 ， 开明地认同结婚没有所谓“适龄” ， 如果不能遇到一个满意的伴侣不必勉强 。“失去的30年”：日本少子化之困
田中裕子将日本励志作家高桥步《freedom》书中所写的“不需要规划细致的人生 ， 只要牢牢拥抱最重要的东西 ， 拼命去完成想做的事情 。 ”作为座右铭 。受访者 供图相比于经济独立、追求事业的裕子 ， 早早成家的清水在“围城”之内有苦难言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 ， 清水被许多朋友称赞教育有方——大儿子成绩优异 ， 已前往美国留学 。 不过 ， 还在读小学的小儿子似乎不像哥哥那样爱学习 ， 这让她感到有些焦虑 。早在大儿子5岁时 ， 清水和丈夫因为都要经常出国出差 ， 无法协调时间 ， 于是她不得不放弃工作 。“看到以前那些没有孩子的同事 ， 有时候心里真的很不平衡 。 ”接小儿子回家后 ， 清水在家一边准备晚餐一边语音连线和澎湃新闻聊起了自己的育儿生活 。 切菜、冲洗、不断开关冰箱的声音贯穿着整个采访 。因丈夫工作繁忙 ， 和儿子接触非常少 ， 连话也很少说 ， 基本都由清水一个人负责孩子的衣食起居以及学习 。日本采访人员小林美希在《不让生育的社会》一书中提出 ， “生育离职”是形成“不让生育的社会”的根本原因 。 经济萧条之下 ， 一旦企业前景堪忧 ， 就会率先裁掉怀孕或处于育儿期的女性职员 ， 还有那些稚嫩的应届毕业生 。 因妊娠或育儿而放弃工作的女性 ， 往往就要担负“孤独育儿”的任务 。 这种现实下 ， 女性对生育持消极态度就不足为奇了 。说着一口流利英语的清水不愿单纯做个家庭主妇 ， 每天送儿子上学之后 ， 会给一些幼儿和老人进行私人外语辅导 ， 但时间零散且非常有限 ， 因为一切都要给孩子让路 ， 她希望有更多自己的时间 ， “小儿子上大学之后 ， 我就可以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 ”结婚少了安倍晋三在2013年的施政方针演讲中提出要打造“让女性闪耀光彩的日本” ， 二战后延续几十年的“男主外、女主内”家庭模式近年来正逐渐瓦解 。去年7月 ， 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报告显示 ， 女性就业人数在近70年来首次突破3000万 ， 占全国就业人口的44.5% 。尽管女性在职场的地位无法与男性比肩 ， 但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 她们更敢于发声 。 去年年初 ， 日本女性发起了一场名为KuToo的运动 ， 抵制职场高跟鞋 ， 争取自主选择鞋子的权利 。在日本本科毕业后又前往英国留学的裕子交际能力出众 ， 作为公司最年轻的女经营课长收到很多称赞 ， 但也因为女性领导承受更多压力 。 她和朋友打电话抱怨最多的就是工作 ， 甚至有时会被客户气哭 。“但收入不错 ， 能获得一定成就感 ， 哭完想想觉得可以坚持 。 不敢想象以这样的工作强度结婚生子 ， 要做家务和教育孩子 ， 一天48小时也不够吧 。 ”裕子还没有做好为家庭牺牲事业的准备 。牛津大学沃弗森学院初级研究员山浦千草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 ， 日本职场女性越来越多 ， 她们婚后需要努力平衡家庭和工作 ， 承受更重的负担 。 这个问题存在于很多国家 ， 日本尤为明显 ， 因为日本社会对母亲的要求和期待相较其他国家更高 。 在这种背景下 ， 女性可能会选择晚婚或不婚 ， 究其根源是结构性的不平等 ， 而非单纯的人际问题 。“现在 ， 迫使日本女性步入婚姻生活的经济和情感压力都变小了不少 。 ”山浦千草说 。不过 ， 女性收入的提升带来的不仅是面对“要不要结婚”这一问题的选择余地的增加 ， 另一方面来看 ， 在传统的婚姻金钱观下 ， 这样的变化也限制了女性的择偶范围 。山口县的26岁姑娘伊藤京香谈过几段恋爱 ， 但至今还没遇到“对的人” 。 她在广告公司做业务员 ， 喜欢网上购物 ， 自称是“月光族” 。 当被澎湃新闻问及择偶条件时 ， 她的回答是金钱和价值观 。 “虽然会被爱情剧里浪漫温柔的男主角给迷住 ， 但结婚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 经济保障是基础 。 ”日本女性月刊杂志《JJ》2019年2月发布调查结果 ， 希望结婚对象年收入在7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4.7万元）以上的女性有近6成 ， 而对男方收入不在意的仅有8% 。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赤川学向澎湃新闻介绍 ， 在日本 ， 有“上升婚”和“下降婚”的说法 ， 前者是指男方在收入、地位、名声等方面高于女方 ， 后者反之 。 由于一贯习俗 ， 日本社会中“上升婚”较为普遍 。 随着女性投入职场 ， 不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收入都得到提升 ， 若她们的择偶观不变 ， 符合条件的男性就会变少 ， 结婚自然就变得更困难了 。伊藤京香透露 ， 结婚对象的经济条件是一个重要指标 ， 一些女性可能不好意思打听具体收入 ， 但可以从某些细节了解到对方的经济状况 ， 比如吃饭付款时用的是哪种信用卡 ， 如果是American Express ， 应该条件不错 。因为经济问题影响婚姻选择的不仅有女性 。 “男人因为金钱选择不婚” ， 研究单身问题的日本社会学家荒川久和在2017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称 ， 经济环境恶化、收入下滑是导致很多人不想和不能结婚的重要原因 ， 尤其是没有较高收入的男性没有自信结婚养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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