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有势、有法的“庆历新政”是如何加速失败的？
“庆历新政”是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集团 ， 在北宋立朝八十余年后 ， 国家饱受“三冗”危害之时 ， 进行的一次大范围的体制改革 。 从整个北宋的历史上来看 ， “庆历新政”对当时的政治结构 ， 以及此后的政治走向都有很大的影响 ， 引领了北宋神宗年间的“熙宁变法” 。 但是整个新政的实施过程 ， 从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 ， 到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罢相出京 ， 在经历短短十六个月的时间后便宣告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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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画像
有着上层统治者支持的变法为何依然失败的如此彻底？作为改革派筹划多年的新政为何败的如此迅速？范仲淹的小伙伴是如何加速了新政的失败？关于这些 ， 他们有话说！
一、关于范仲淹和他的“新政” ， 宋仁宗有话说
宋仁宗主政时期 ， 经过父祖两代的开创和积累 ， 基本上可以过踏实日子了 。 不过也正是因为父祖两代的开创 ， 让仁宗也面临了很多根深蒂固的问题 ， 所有问题的症结就是著名的“三冗”冗兵、冗员、冗费 。 所以在仁宗即位十余年后 ， 改革日渐成为朝堂的主旋律 。 也正是在这个期间 ， 范仲淹的改革派逐渐进入了宋仁宗的视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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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
一个改革的失败与成功 ， 往往与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 “庆历新政”也是如此 。 如果把这层关系具象化 ， 也就是 ， 宋仁宗与改革派领袖范仲淹的关系如何 ，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改革的过程和结果 。
范仲淹第一次被仁宗记住 ， 是在天圣七年 ， 刘太后（既章献太后刘娥）垂帘听政 ， 范仲淹上疏刘太后 ， 斥其以衮服拜谒太庙 ， 有违祖制 。 其二是范仲淹上疏纠弹刘太后大肆修建寺庙 。 虽然后来范仲淹因此被贬谪 ， 但是与刘太后有隙的宋仁宗 ， 却深感范仲淹之忠心 ， 对其大有好感 ， 故在自己亲政后 ， 擢升范仲淹为右司谏 。 不过好景不长 ， 范仲淹在后来仁宗废后和兴建新都两个问题上 ， 与仁宗意见相左 ， 更是被吕夷简冠以“朋党”之名 ， 继而贬知饶州 ， 范仲淹与仁宗之间的关系也是止步于此 。
如果说 ， 对范仲淹没有什么感觉的宋仁宗 ， 为何还是召范仲淹回朝 ， 任参知政事 ， 主持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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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清平乐》中的范仲淹
宝元元年（1038年）原本在贬知饶州的范仲淹因为西北李元昊的侵犯 ， 在经历多次败仗后 ， 不得已被宋仁宗任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 。 然而出乎宋仁宗意料的是 ， 范仲淹这样一介文士 ， 当了将帅后 ， 竟逼得元昊请和（关于这一部分 ， 可以查看作者往期文章范仲淹用“四字心诀”对李元昊做了什么？让宋夏之间几十年无战） 。 在边境立有战功 ， 又在天下士林中颇有威望的范仲淹 ， 就这样被仁宗调回京 ， 初任枢密副使 。 后在谏官欧阳修等的进言下 ， 仁宗不得已擢升其为参知政事 ， 主持政事 。 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 仁宗如果真的想改革 ， 又认同范仲淹和他的改革思路 ， 为什么不直接擢升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 绕了一大圈后 ， 在台谏的多次催促下 ， 才正式任命？仁宗真的支持改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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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于岳阳楼内的《岳阳楼记》
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后 ， 发现现实情况和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 。 仁宗多次催促范仲淹尽快拿出新政的实施纲领 。 仓促之间 ， 范仲淹向仁宗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 ， 仁宗没有多加论证 ， 随即命二府开始执行 。 给人感觉好像就是在应付作业一样 。 在时人魏泰所著《碧云騢》一书中 ， 曾记载道：仁宗密试以策策进 ， 果无所有 。 上笑曰：老生常谈耳 ， 因喻令求出 。
而在范仲淹与宋仁宗之间 ， 似乎又少了君臣之间 ， 那种一见如故 ， 干柴烈火的感觉 。 至少没有像后来宋神宗对于王安石那种近乎唯命是听的态度 。 而仁宗对于新政的态度 ， 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坚定 ， 起码没有像后来宋神宗支持“熙宁变法”那般支持“庆历新政” 。 所以 ， 在新政实施后 ， 庆历四年的六月 ， 在朝中关于改革派的诽谤之声日益高涨之际 ， 仁宗借口西北边事 ， 以安抚使的名义派范仲淹镇守西北 。 在丧失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后 ， 新政的路变得愈发艰难 。 这也是“庆历新政”断崖式下滑的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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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略西北的范仲淹
二、关于“搞斗争” ， 夏竦有话说
如果按照主流思想 ， 给当时的朝堂划分派别 ， 那么以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为首的改革派 ， 基本上都是出身于中下层地主阶级 ， 例如范仲淹、欧阳修、石介等 ， 均非官宦人家出身 。 自隋唐以来 ， 统治阶层为山东士族和关陇贵族所垄断 ， 随着中唐以来的社会变革 ， 原有的贵族集团逐渐没落 。 北宋以来 ， 类似范仲淹、欧阳修一样的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科举的渠道 ， 逐渐登上政治舞台 ， 进而结合形成一个政治集团 。 参与“庆历新政”的改革派也是由此而来 。 随着北宋以来自由风气的日益盛行 ， 在改革派的集团里既有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还有诗人、词人、文学家 ， 在整个中国古代 ， 同一个政治集团能够容纳如此门类众多的个体 ， 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 但是 ， 也正是这种丰富的组织架构 ， 或多或少给改革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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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画像
那么 ， 站在改革派对立面的也就是所谓的保守派 ， 基本是以世家子弟和上层士大夫阶层为核心 ， 而在新政实施过程中 ， 被争议最多 ， 也是新旧两派斗争的焦点 。 就是“明黜陟、抑侥幸”两项 ， “明黜陟”旨在通过改进“磨勘”制度 ， 改变从地方到中央各层官员 ， 只讲资历 ， 不问政绩的升迁制度 ， 大力提拔功绩卓著的官员 ， 撤换不称职的官员；“抑侥幸”旨在限制官僚机构人员的日益增多 ， 特别是以恩荫制度造成的官僚滥进情况 ， 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 。
明黜陟、抑侥幸这两项制度实在太有针对性了 ， 谁是保守派自己就直接跳出来了 。 各监司州县被罢黜的官员、中央的上层官僚成员、丢官丢地的外戚宦官 ， 这一大帮人很自觉的结为同盟 ， 从各个方向对改革派发起攻击 。 其中以王拱辰、贾昌朝、张方平为主的保守派枪手 ， 大肆搜集关于改革派成员的风闻之事进行弹劾 。 在庆历四年末 ， 既“庆历新政”的最后时期 ， 苏舜钦、王益柔、滕宗谅（滕子京）等相继被贬谪出京或除名勒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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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内范仲淹与滕子京塑像
但是 ， 保守派的这些所谓“风闻之事”攻击 ， 并未给新政带来致命的打击 。 只要还没有涉及到根本问题 ， 对于自己钦定的新政执政人和执政策略 ， 仁宗皇帝不会贸然贬谪或停止 。 但是 ， 当新旧两党双方的斗争日趋白热化时 ， 斗争的方式和内容就发生了本质性的偏移 。 正是在这个时候 ， 夏竦率先一步 ， 用不太光彩的手段向改革派发起了最有力的一击 。 进而拉动整个改革派核心成员的倒台 。
夏竦最初并没有和改革派交恶 ， 庆历初年 ， 夏竦与范仲淹、韩琦一起经略西北抵御西夏 ， 并曾保举范仲淹为安抚使副使 ， 之间的关系还说得过去 。 可是西北的战事一旦结束 ， 双方的矛盾突然激化 。 庆历三年 ， 仁宗下诏调任夏竦为枢密使 ， 韩琦、范仲淹为枢密副使 。 这道诏令很快就引起欧阳修、余靖、蔡襄等台谏官的强烈反对 ， 认为夏竦“奸邪倾险”不能重用 。 在台谏官的激烈反对下 ， 仁宗只好收回成命 ， 改任改革派杜衍为枢密使 。 由此夏竦与改革派的关系从“同事”关系 ， 变成了“敌对”关系 。 夏竦先是以“朋党”之名攻击改革派 ， 继而在庆历四年六月 ， 夏竦令人将石介给富弼信中奏行“伊（尹）周之事” ， 篡改为“伊霍（光）之事” 。 且摹拟石介笔记 ， 伪撰废立诏书 。 夏竦一手制作的“政变”案 ， 果然给改革派带了致命的一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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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竦画像
同月 ， 因“政变”案的影响 ， 在朝深感孤立的范仲淹也顿失昔日的斗争精神 ， 只好请求外调 ， 以避嫌疑 。 范仲淹、富弼先后离开了斗争的第一线 ， 至此 ， “新政”的失败 ， 已成定局 。 不久 ， 范、富等人也以“更张国纪、纷扰国经、凡所推荐多挟朋党”的罪名被罢黜 ， 其余改革派成员也相继遭到贬谪 。 至此 ， 改革派核心成员及骨干相继离开政治核心圈 ， 历经一年有余的新政彻底宣告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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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清平乐》中夏竦
三、关于“朋党”这个问题 ， 欧阳修有话说
“朋党”这个问题 ， 在宋代绝对是皇帝心中的一道政治红线 。 以唐代牛李党争为鉴 ， 宋朝立国之初 ， 明令禁止科举考试中考官与考生之间结成座主与门生的关系 。 只要不触碰这根政治红线 ， 大家仍然可以同殿相称 。 但是 ， 一旦有人碰了这根政治红线 ， 不管你是谁 ， 不管你在干什么 ， 请你马上出去！
很显然 ， 范仲淹和他身后的改革集团 ， 已经逐渐成为仁宗皇帝心中的“朋党” 。 “朋党”这个身份虽然是保守派给改革派扣的帽子 ， 但是围绕在范仲淹身边的确实是一群出身相同 ， 政见相同的青年官员 。 这群人以范仲淹作为精神领袖 ， 在他的引领下 ， 逐渐形成了以范仲淹、韩琦、富弼为首的改革集团 ， 进而逐渐演变成为所谓的“朋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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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清平乐》中富弼
从三十年后王安石对于范仲淹的评价；“仲淹天资明爽 ， 但多暇日 ， 故出人不远 。 其好广名誉 ， 结游士 ， 以为党助 ， 甚坏风俗 。 ” ， 可以看出来 ， 范仲淹这个“朋党”罪名并不冤 ， 王安石既非范仲淹集团 ， 也非范仲淹的反对派 ， 同样是改革家的王安石把范仲淹等看作一个集团或朋党 ， 甚至认为其“甚坏风俗” 。
范仲淹的身上 ， 在当时有着很浓重的党派色彩 ， 而他的“朋党”问题 ， 并不是在“庆历新政”期间才被仁宗注意到 。 在“庆历新政”开始前的几年 ， 范仲淹因上疏反对宋仁宗废郭后、以及向仁宗献《百官升迁次序图》 ， 弹劾宰相吕夷简任人唯私 ， 相继被贬知睦州和饶州 。 特别是献《百官升迁次序图》 ， 彻底与吕夷简集团发生正面冲突 。 范仲淹一方的蔡襄作了一首《四贤一不肖》诗 ， 以范、欧、尹、余为“四贤” ， 把不站出来主持公道的谏官高若讷（吕夷简派）指为“不肖” 。 此诗虽然倾泻喜怒 ， 快意一时 ， 传播于朝野 ， 但无疑也给吕夷简等人以口实 ， 将党派斗争明朗化了 。 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仁宗皇帝 ， 对于以范仲淹为首的“范党” ， 此时已经是存有戒心 。 所以在宝元元年 ， 仁宗诏诫百官朋党 ， 也借此敲打范仲淹及其同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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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贤一不肖》诗
四年以后 ， 就在范仲淹、韩琦自西北回京执政时 ， 支持范仲淹的狂热粉丝石介作了一首《庆历圣德颂》 ， 其中有：“众贤之进 ， 如茅斯拔；大奸之去 ， 如距斯脱”之句 。 这种太过明显的党派文章 ， 显然已经触及了仁宗皇帝的政治红线 ， 在时隔四年后 ， 让仁宗皇帝不得不注意到在改革之下的朋党之祸 。 即使启用范仲淹一派改革 ， 也只是由于国内外局势险恶 ， 不得已而为之 。
庆历四年初 ， 就在新政执行伊始 ， 仁宗就朋党问题询问范仲淹的看法 ， 范仲淹坦言以对：方以类聚 ， 物以群分 。 自古以来 ， 邪正在朝 ， 未尝不各为一党 ， 不可禁也 ， 在圣上鉴察耳 。 诚使君子相朋为善 ， 其与国家何害？范仲淹的回答掷地有声 ， 但是仁宗皇帝的内心是不以为然的 ， 所以他又将问题抛给了欧阳修 。 欧阳修在著名的《朋党论》中开宗明义 ， 毫不隐晦地指出：臣闻朋党之说 ， 自古有之 ， 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 大凡君子之与君子以同道为朋 ， 小人之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 此自然之理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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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画像
范、欧二人关于朋党的论述高度一致 ， 并且毫不避讳承认有“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的分别 ， 其言辞胸襟确实值得钦佩 。 但是公开承认朋党之实 ， 不可避免触碰了仁宗最为敏感的政治红线 。 所以当朝廷上下、宫廷内外 ， 反对改革的叫嚣连成一片之际 ， 仁宗对改革便产生了偏见 。 特别是最为敏感的朋党问题响彻朝廷 ， 欧阳修的《朋党论》、范仲淹的奏言又直言不讳地承认君子也分朋分党之时 ， 仁宗便下了决心 ， 将“气锐不可折”的范仲淹逐出政府 ， 先之以安抚使的名义镇守边庭 ， 继之免掉了参知政事的职务 。 改革派核心成员一旦离开政府 ， 改革就很难执行下去 ， “庆历新政”也基本上以失败宣告结束 。
小结
【有人、有势、有法的“庆历新政”是如何加速失败的？】范仲淹和他小伙伴的“庆历新政” ， 在北宋 ， 乃至整个古代改革史来看 ， 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 在这场时间并不长的改革中 ， 逐渐凸显了古代社会中很多无法避免的问题 ， 这些问题往往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而逐渐演变 ， 直至消失 。 很多时候 ， 我们是站在后来者的角度来看历史 ， 看似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 可他就在那里 ， 任你怎样惋惜 ， 也无可奈何 。 “庆历新政”作为中国古代官僚体制内一场良性的制度改革 ， 无论他成功失败与否 ， 都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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