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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二本学生，才是基数最大的打工人

985废物、小镇做题家、绩点为王、内卷化竞争……最近互联网上兴起的各式教育话题 ， 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人均985 ， 遍地211 ， 如今的天下 ， 早已是优等生的天下 。 哪怕是焦虑 ， 也只有名校生焦虑的份 。事实并非如此 ， 2020年 ， 中国应届毕业生人数高达874万 ， 重点大学的学生只在其中占据很小的比例 。 “大学生”这一身份所涵盖的庞大数字 ， 更多是由二本及以下学生组成的 。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 ， 今年大学生就业形势异常严峻 。 但作为就业的主力军 ， 二本毕业生们的现状却鲜少有人关注 ， 甚至很多人自己眼中的未来也面目模糊 。在各种就业调研报告上 ，“二本学校”的表述被折叠在除“双一流”以外的“地方本科院校”之中 ， 在其中生活学习的年轻人 ， 成了舆论场上沉默的大多数 。不可抗力将今年的就业难度推向高峰 。前段时间 ， 广东F学院的黄灯老师出版《我的二本学生》一书 ， 用自己15年的一线教学经验 ， 通过对4500多个学生的长期观察和长达十几年的跟踪走访 ， 向我们勾画出一条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他们艰难走过应试教育这一道关卡 ， 并不算成功地通过高考 ， 历经众多就业挫折和社会捶打 ， 在不同的人生岔路口分野 ， 最终与社会撞个满怀 ， 摸爬滚打 ， 跌跌撞撞 ， 融入到生活的洪流当中 。有人说 ， 他们是当今转型期中国最忧伤、迷茫的一群人 。 “二本学生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 ， 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 。 ”黄灯老师说 。01在夹缝中就业去年6月 ， 毕业一年多的豫子辞掉了自己在深圳某银行的“铁饭碗” 。就像网上无数个声称自己终于“逃离银行”的年轻人一样 ， 做出这个决定 ， 对豫子来说并不容易 ， 只因为她二本的学历背景 。但无数个日夜的辗转反侧、越压抑就越膨胀的不甘心、高考选专业时的梦想……种种原因 ， 都在无形之中牵引着她递交了那份辞呈 。今年刚满23岁的丁一 ， 同样毕业于一所二本学院 ， 同样在银行工作 ， 至今仍处在纠结之中 。 今年6月份 ， 他抓住来之不易的升职机会 ， 从柜员转岗成为大堂经理 ， 但工作几个月后 ， 他开始考虑是否要辞职 。或许是因为城市的差异 ， 进入银行一年多时间 ， 丁一每月的收入远不如在深圳的豫子 ， 晋升机会也不多 ， 每天还必须面对小地方无数复杂的人际关系 。丁一自己粗略统计 ， 自己所在银行 ， 每年招进来的应届毕业生 ， 会有二到三成在不久之后选择离职 。“银行就是一个你出去很容易 ， 再进来就难了的地方 。 ”这些告别银行的年轻人 ， 做的是一个无法回头的职业选择 。据麦克斯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0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 ， 2019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显著下跌 ， 同比下降1.4% 。史上最难毕业季 ， 被巨量的毕业生迎面撞上 。 疫情影响下 ， 大量企业或裁员或缩招 ， 最先感到寒意的 ， 往往是二本学生 。南开大学在数年前曾对二本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进行调研 ， 结果显示 ， 二本院校毕业生的签约率不仅远低于重点大学 ， 更低于三本学校的毕业生：一本学生的整体就业竞争力明显高于二本学生 ， 这不必说 ， 而三本学生的家境普遍较好 ， 也有利于他们的就业和前途 。二本学生夹在其中 ， 既没有原生家庭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上的扶持 ， 也受困于有限的教育资源 ， 在剧烈的就业竞争中被无情甩出 。 “自主择业” ， 轻飘飘的四个字 ， 略过了二本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遭受到的结构性不平等 。二本学生 ， 就业市场上的“夹心饼干” 。黄灯老师带过的2019届毕业生 ， 去年就业情况也很一般 。 来自湛江遂溪的美芽进入了广州市某巴士公司 ， 这是班里少数几个进入事业单位的同学 。得益于广东F学院的特殊金融属性 ， 往年即便不是金融专业的学生 ， 很多也能进入银行工作 ， 但比例明显降低 。 更多的情况是 ， 学生们在选无可选之下 ， 进入一些小的媒体公司或者微小型企业 ， 从事公众号运营等边缘工作 。教育行业一直都是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热门 。 由于近年来中小学课外辅导班的火爆 ， 黄灯班上每年都有一部分学生进入教育培训机构 。 2013级的陈雪 ， 就是其中的一员 。经过层层选拔和培训 ， 陈雪毕业后顺利进入新东方任教 。 和她一同竞争的 ， 不乏985、211高校的本科毕业生 ， 甚至还有研究生 ， 这种“同台竞争”让她感到安慰 。但不久之后陈雪就发现 ， 尽管凭借能力获得了工作机会 ， 但因为来自一所二本学校 ， 自己还是被降级为普通老师 。虽然有种种不如意 ， 但从就业结果上来看 ， 豫子、美芽、陈雪已经算是同辈中的佼佼者 。 更多的二本学生 ， 还在“生存”这条基础线上苦苦挣扎 。黄灯的另一个学生何文秀 ， 毕业后辗转珠三角一带的各类公司 ， 干过文员、外贸 ， 后来因为一次领导的非分要求 ， 愤然离职 。 离职之后 ， 是漫长的迷茫和无助 ， 快三个月过去 ， 何文秀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每天上网投简历 ， 去面试 ， 失望 ， 身心疲惫 。 晚上睡不着 ， 害怕明天睁开眼睛又是一天 ， 日子过得惶恐 。 有时实在太压抑 ， 半夜睁开眼睛大哭 ， 这种境况实在让人撕心裂肺 。 有时候 ， 会悲观地感觉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尽头 ， 反观别人的日子都是过得那么好 ， 心里也很酸 ， 怎么自己就不能像别人那样过得好好的 ， 非要像现在这样落魄?”在和黄灯老师的邮件往来中 ， 文秀如此写道 。这是她在患上抑郁症之前为数不多的情感出口 。找到一份好工作 ， 对有的人来说是小菜一碟 ， 对更多的人来说是一座大山 。 /《百元之恋》何文秀代表了很多二本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的共同遭遇 。 他们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开始 ， 就被无情地告知就业困难 ， 但只有等到真正被丢到劳动力市场后 ， 才真切体会到这种压力的残酷与沉重 。就业压力 ， 很多时候并不单单指向有没有企业愿意和自己签署三方协议 ， 而是更进一步 ， 作为一个二本学生 ， 他们能不能找到一份让自己感觉有尊严 ， 也让父母觉得“过得去”的工作 。从宏观的统计数据来看 ， 二本学生的就业率可以和重点大学 ， 甚至985、211的学生比肩 ， 但数据之外 ， 就业质量却大相径庭 ， 许多二本学生并不能马上在毕业后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 以至于很多人毕业多年 ， 仍然在一次次的跳槽、转行、将就中无限纠结 。据黄灯老师说 ， 在自己那么多年“经手”的学生中 ， 只有一两个学生仍然坚守在自己的第一份岗位上 。 个人发展空间不够、薪资福利低、单位管理制度和文化与自己不符 ， 都是他们离职的原因 。我们无法否认 ， 学历是这些二本学生的首要限制 ， 在一开始就标定了天花板的高度 。 凭借个人努力 ， 就想要突破这层透明天花板 ， 又谈何容易？从银行出走的豫子 ， “家里蹲”了一年多后 ， 终于在广州某媒体企业谋得一份公众号运营的工作 。 银行复杂的工作环境 ， 让她磨砺出细心的工作态度和坚韧的性格 ， 这让她得到新领导的赏识 。与此同时 ， 同被银行系统绑定的丁一 ， 却还因为离职所需要赔付的一万多元违约金而下不了决心 。在新东方任职多年的陈雪 ， 经历一年又一年的招生季 ， 厌倦了教育机构向家长营造的焦虑 ， 她原先的教师梦 ， 在现实的熨烫下 ， 悄然变化形态 。 历经过职场生活 ， 陈雪坚定地说：“我以后如果有了孩子 ， 绝对不让我的孩子报班 。 ”更多二本学生的结局 ， 则像何文秀一样 ， 没有一份从天而降的工作机遇 ， 生活上也无惊无喜 ， 漫长的人生 ， 或许在多年前高考失利那一刻 ， 就早已注定 ， 不会再有更多突围 。培训机构的不良竞争 ， 恶果最终都由家长和孩子们吃下 。 /图虫创意02“打工人”之伤二本学生与自身学历背景的缠斗 ， 并不会因为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就结束 ， 求职或许才只是个开始 。因为入校时就知道学历对自己今后就业的限制 ， 很多二本学生早早学会“认命” ， 尝试在学历之外的其他地方 ， 谋划自己的未来 。毕业四年多的珍芳 ， 已经换了五份工作 。 回顾自己过去的工作经历 ， 她觉得自己一直处于“随时可以被替换”的状态 。作为广东一所知名二本学校的新闻专业学生 ， 珍芳在校期间就早早去媒体实习 ， 为自己之后的就业打下基础 。大四开始 ， 她先后在广东各大传统媒体实习 ， 去过报纸、杂志 ， 也进过当地电视台 。 每一份实习 ， 她都十分努力 ， 争取能够转正 ， 可每次都因各种原因 ， 最终事与愿违 。让珍芳印象最深的 ， 是自己当时在Y晚报转正期间 ， 时任主编和她的一次谈话 ， 对方说：“姑娘你人很好 ， 可惜来得不是时候 。 ”就这样委婉地拒绝了她 。除了自身努力 ， 找工作也需要一些运气 。“2015年 ， 正值传统媒体走下坡路 。 行业整体环境并不好 ， 我的能力又没有达到可以让他破格录取的程度 。 ”事后珍芳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 她并不想把工作上的不如意通通归纳到自己的二本学历上 。尽管如此 ， 她还是从各种“风声”中强烈感受到二本学历对他们这些人的限制 。珍芳的同学李涛 ， 毕业后同样在广州的一家媒体工作 ， 有事业编制、工作稳定 ， 但每次聚会 ， 李涛都会跟珍芳抱怨自己的工作“活多钱少” 。更令人无奈的 ， 单位评奖和晋升 ， 往往与职员在校期间的表现挂钩 。 每当这种时候 ， 李涛总会矮人一截 。 “我们学校对参赛、评奖这些方面并不重视 ， 通常都是悄无声息地就发生了 ， 我们学生根本不知道 。 ”珍芳说 。互联网时代 ， 看似众生平等的信息资源 ， 也成了二本学生们面临的桎梏之一 。学历证书背后 ， 是学术资源上的全面掉队 ， 从优质学术讲座 ， 到学校为课外活动提供的资金支持 ， 再到学生能否通过各种“弱关系”获取各类学科竞赛的通知 。重点大学学生所获得的学术资源 ， 是二本学生比不上的 。黄灯老师从自己十多年的教学经验出发 ， 认为“二本院校的大学氛围 ， 在极其强烈的就业压力下 ， 越来越像职业院校了” 。学生一进校就习惯了这种氛围——既然这所学校是自己不得已的选择 ， 那么自然也不会怀有多高的期待 。反过来 ， 在就业率指标的催促下 ， 学校也会默默迎合学生的期待 ， 给学生安排各种专业外的技能课程 ， 把学生的课表填得满满的 ， 只求学生走出校门后 ， 立刻就有企业抢着要 ， 如此便告“培养成功” 。学生的就业焦虑和学校的评级需求 ， 无形之中互为因果 。但在更多时候 ， 学生在学校接受的知识训练 ， 和日后的工作需求是脱节的 。 这种教育上的供求矛盾 ， 广泛存在于各个层次的院校当中 ， 无论是一本、二本、三本 ， 还是专科 。于是 ， 最终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年轻人们从自己身上找：自主择业 ， 还得更加努力奋斗 。 一旦这类努力失败 ， 大部分指责和标签都会落在个体身上 ， 例如“丧”“低欲望”“废物”……年轻人自称“废物” ， 是对无法改变现状的一种心理适应 。 /《我在一家黑公司上班 ， 已经快撑不下去了》体制性的无奈 ， 并不总能经由个体的觉醒和奋发而超脱 。 左冲右突而不得出路的年轻人 ， 很容易颓丧起来 。豫子、陈雪、珍芳这样有危机意识 ， 明确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 或许还能闯出一片天 ， 但那些浑浑噩噩的“后进生” ， 面对的只有更为狭窄的人生 。黄灯老师做班主任期间 ， 有一项核心工作 ， 就是配合辅导员 ， 做一些所谓“后进生”的思想工作 。“他们逃课、考试不及格、不愿意打扫卫生、反感被迫去听讲座、不认同学校的诸多评价机制 ， 以一种辅导员头疼的方式 ， 保留了凝聚于叛逆气质之上的生命力 。 ”在《我的二本学生》一书中 ， 这些孩子全部以最原始的方式被记录下来 。这些学生在学校期间 ， 往往沉溺于网络小说和游戏 ， 或许他们希望借此掩盖自己对于未来的焦虑感 。 但时间从不会停下飞速前进的脚步 ， 等这些“后进生”不得不离开校园、面对真实世界时 ， 便一脚跌入巨大的现实旋涡中 。网络只能让你躲藏一时 ， 却无法庇佑你一辈子 。丁一大学四年几乎没上过几堂课 ， 大一的时候逃课出去玩 ， 大二开始到一家摄影工作室当学徒 。 这导致他到大四的时候 ， 还有好几门课需要补考 。母亲希望他毕业之后 ， 回到家乡的当地银行工作 ， 家里人都认为这份工作轻松安稳 ， 而且也有面子 ， 尽管这和他原先的摄影爱好南辕北辙 。临近毕业 ， 因为有大量的补考和论文需要顾及 ， 丁一没有时间找别的工作 ， 在和母亲进行了无数次争吵后 ， 他最终妥协 ， 给银行投递了简历 。按照规定 ， 本科生进入银行后 ， 一般都要做一年柜员 。 银行柜员的工作并没有多么强的专业性 ， 很多都是机械式的重复 。 这一度困扰丁一 ， 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被银行这架巨型机器绑架的工具人 。打工人也是工具人 。程式化的工作之外 ， 变数来自形形色色的客户 。 “你可能都没有办法想象 ， 有客户会没有理由地把我们银行所有人都骂个遍 ， 只是因为今天早上出门时 ， 跟老婆吵了一架 。 ”客户投诉是所有银行柜员最怕遇到的事 ， 因为这能直接影响当月的收入 。 如果被审核部门判定为一次“有理由投诉” ， 那罚金将高达两千元——这几乎是丁一月工资的一半 。对这群银行体系内的“打工人”来说 ， 996只算远虑 ， 一套事无巨细的KPI考核标准才是近忧 ， 是令他们心力交瘁的沉重枷锁 。当然 ， 二本学校中也有一些没有进入职场的学生 。吴志勇是黄灯的学生 ， 毕业后 ， 他在老师的介绍下 ， 进入珠三角某地的公安局工作 ， 但仅仅待了十天就断然辞职 。在这之后 ， 他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工作 ， 当过社工 ， 经营过服装网店 ， 加入过美容机构 ， 做过纹绣培训师……摸爬滚打多年 ， 吴志勇的工作终于被金钱驱动 。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 吴志勇最终和哥哥开了一家饮食店 。 饮食店的工作极为繁忙 ， 赚的也不多 ， 没有多余的利润雇人帮忙 。“很多时候 ， 他必须亲自上阵 ， 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快递小哥一样 ， 为完成网络和电话的订单 ， 将外卖送到一个和他境况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 。 ”在黄灯老师的转述中 ， 我们亦能感受到匆忙和辛劳 。小生意人没有KPI ， 但也被生活推着不断奔劳 。吴志勇并不是孤例 。 相比于进出各种招聘会 ， 有些学生干脆选择回家学一门手艺 ， 早早养活自己 。 在他们往后的人生中 ， 那张文凭证书 ， 几乎不再会发生什么作用 。这也让身为一线教师的黄灯时常思考：到底是按工业化生产的流程培养学生更重要 ， 还是按以前精细化的农业模式培养学生更重要 。当然 ， 这个问题的选择权 ， 早已不在老师手上 ， 甚至也不在学校手上了 。03在狭路中转轨学历可以影响甚至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 这一观点在当下 ， 仍然没有完全过时 。应试教育在二本学生们头上蒙上一层阴影 ， 有人很早就接受了这一事实 ， 也有人希望通过努力 ， 扭转第一学历的弱势 。黄灯老师所带的2015级学生 ， 从大一开始 ， 决心考研比例就直线上升 ， 人数也早早过半 。 越来越多的学生敲响了黄灯办公室的门 ， 向她咨询考研的问题 。 “仿佛他们读大学的唯一目的 ， 就是获取一个考研的机会 。 ”黄灯感慨 。因为广东F学院实行一本、二本双线招生 ， 很多学生的录取分数线是超过一本线的 。 对于他们来说 ， 用一本线进入一所二本学校 ， 是自己人生的一个遗憾 ， 通过考研实现学历晋升是顺理成章的事 。每一年 ， 我国考研人数都会再创新高 。虽然身处大学这座象牙塔 ， 但社会的焦虑自然会渗透进来 ， 很快 ， 学生们就能通过对家庭经济条件和个人能力的精密计算和反复权衡 ， 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1989年出生的刘婉丽 ， 因为家中经济困难 ， 从小一直处于辍学的恐慌之中 ， 这无形之中在她内心埋下一颗“关键时刻就掉链子”的种子 。大四那年考研失败 ， 刘婉丽错过了就业的高峰期 。 毕业后 ， 她先后在一家小报社和图书馆工作 ， 工作内容繁杂疲累 ， 且完全没有成长的机会 ， 看不到出路在哪里 ， 她更坚定了考研的决心 。大学毕业两年后 ， 刘婉丽再次参加了研究生考研 ， 因为第一学历的原因 ， 她被调剂到一所普通高校 ， 但这个结果已经让她很满意 。今年刚过30岁的珍芳 ， 最近也在考虑辞职考研 。 四年时间换了五份工作 ， 工作内容其实都大同小异 ， 无法再有更多提升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摆在她面前的两条道路逐渐清晰：是通过考研转换一下职业轨道 ， 还是先完成生子这项人生任务 。老公明确表示支持她的任何决定 ， 经过一个多月的斟酌 ， 她向直属领导提交了辞职申请 。不久之后 ， 她自然流产了 。事情发生得太过于突然 ， 此前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怀孕了 ， 只是那段时间觉得身体很累 ， 她本以为是频繁加班的缘故 。 辞职考研的事情就此搁置下来 。高龄未婚未育女性和想要回归职场的全职妈妈 ， 往往都会面临更加严苛的检验 。越来越多的二本学生加入考研大军 ， 但毕竟真正能“上岸”并不容易 ， 况且研究生毕业时的求职 ， 依旧存在许多不确定 。 对于相当一部分学生而言 ， 进入体制是他们的终极梦想和最好出路 。在黄灯老师带领的06级学生中 ， 有一个叫赵国凯的男孩子 ， 没有制定什么可靠的职业规划 ， 错过了含金量颇高的春招和秋招 ， 毕业之后 ， 他只好进入遍布广州街头的各类培训机构 ， 四年时间换了六份工作 。在广州实在待不下去了 ， 赵国凯决定回乡考公务员 。 十余年前的公考 ， 还不像今天这般竞争激烈 ， 赵国凯认真准备了一个月 ， 考入当地国税局 ， 过上了很多人羡慕的“安稳生活” 。之后他很快结婚、生子 ， 生活依旧不算富裕 ， 但因为有这份体制内的工作 ， 一切问题似乎都有了解法 。在很多人眼中 ， 公务员未必是最好的职业选择 ， 但对于像赵国凯这样的二本学生来说 ， 考公务员意味着通过一次相对公平的竞争 ， 通往一份相对安稳的工作 。 有了公务员这个“铁饭碗”为今后的人生兜底 ， 其他一切人生选择 ， 都会显得更加从容不迫 。因为公务员考试对于参考人员的年龄限制并不算严苛 ， 所以很多二本学生会选择在毕业很多年后 ， 重新参加公务员考试 ， 进入体制内 。舆论场中 ， 有人渴求这份稳定 ， 也有人鄙夷这份稳定 。 说到底 ， 无非是人们所拥有的条件和所面对的境遇各不相同 。黄灯认为 ， 考公务员这条路能否走通 ， 往往成为判定二本学生这个群体是否存在上升空间的隐秘标尺 。 “不能否认 ， 中国基层单位的面貌 ， 正由这个群体决定 ， 二本学院学生的归宿 ， 与此构成了隐秘呼应 。 ”“考公热”体现了年轻人对于平等、稳定的渴望 。与体制内岗位背向而行的 ， 大概要算自主创业了 。 每年的毕业生里 ， 总有少数勇敢者选择创业 ， 以此跳出常规的职业评价体系 。在多年的从教生涯中 ， 黄灯也渐渐发现 ， 自己每届班上的学生 ， 都有一些人在校期间 ， 就很喜欢做生意 ， 这或许是受广东的商业氛围影响 。有时候 ， 几个学生会拿着几罐皮鞋油 ， 来敲黄灯办公室的门 ， 向老师们推荐自己的产品 ， 并热情地让她们试用 。“他们会告诉我们这个商品有多优惠 ， 买一瓶是多少钱 ， 买两瓶是多少钱 ， 买三瓶又是多少钱 ， 这时候我们老师一定会买三瓶的 ， 买完之后 ， 他们偶尔还会来问问我用得怎么样 ， 如果好用的话 ， 可以跟我的朋友推荐一下 。 ”渐渐地 ， 黄灯老师发现 ， 自己办公室里永远有擦不完的皮鞋油 ， 吃不完的茶叶、红枣 ， 还有一些护肤品、小首饰、正式一点的包 ， 都来自学生的供货 。这种商业上的“试水”可能只是学生间的小打小闹 ， 赚的钱也不是特别多 ， 但是却能赋予他们极大的成就感 ， 让他们觉得自己至少有能力把东西推销出去 。毕业之后 ， 这些学生不一定全都会创业 ， 即便创业 ， 也不一定能迅速找到财富密码 ， 走上人生巅峰 。 很多时候 ， 他们只是做了一件像当初一间间敲响老师办公室门一样的事情——成为一个小小的微商、网商 。不是所有的大学生创业项目都能成功 。面对单薄的人生 ， 文凭有时是一种坚持 ， 有时亦是一种支撑 。和一些早早中断教育的同龄人相比 ， 短暂的四年学习 ， 毕竟给了学生们些许底气 ， 让他们得以面对日后的挫折和困境 ， 避免自己的人生像烟头一样 ， 徐徐燃尽 ， 又被丢弃在地上 。04原生家庭的挣扎名校生与二本生渐渐拉大的差距 ， 看上去取决于个体的能力 ， 实际上往往牵连着背后的原生家庭 。一方面 ， 与重点大学比起来 ， 二本学校的农村学生更多 。有统计显示 ， 我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 ， 自1990年代就开始不断滑落 。 如今 ， 北大农村生源已经落至一成左右 ， 大量农村学生在不断升级的高考军备竞赛中 ， 只能进入地方本科院校和专职院校 。倾斜的教育资源牵制着农村孩子向更高学府冲击 。另一方面 ， 在当下彻底市场化的就业环境下 ， 国家和社会能给予学生个人的帮助已经极其有限 ， 很多时候 ， 个体只能退回到最传统的家庭关系之中 ， 依赖上一辈积攒下的资源 ， 寻求出路 。“个体出路和家庭情况密不可分 ， 学生的命运 ， 某种程度上 ， 甚至由原生家庭决定 。 ”黄灯坦言 ， 在自己的学生当中 ， 那些条件成熟早日买房的 ， 因为抓住了房价并未过高的时间窗口 ， 后来大多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 而那些错过了买房黄金时期的学生 ， 此后的生活则陷入了被动的泥淖 。房子 ， 往往成为底层青年分野的关键因素 。豫子最终决定从银行辞职 ， 一部分原因是来自家庭的庇佑 。 豫子父亲是当地县城的一个普通教师 ， 在她毕业那年 ， 父母用半辈子的积蓄在湛江市区买了房 ， 这让她如今在广州打拼少了很多后顾之忧 。后来 ， 豫子的哥哥姐姐慢慢都靠自己的努力在深圳买了房 ， 此后家族的重心 ， 将围绕在兄妹三人之间展开 ， 无形的比较和竞争 ， 甚至会弥散到他们下一代身上 。更多来自农村的学生 ， 没有豫子那么好命 ， 他们的父母 ， 别说能够敏锐地预见这些转瞬历史的时代红利 ， 即便能够感受到房价的变化 ， 家里所有的存款 ， 也无法让他们在城里买到一个卫生间 。农民更熟悉的是脚下的土地 ， 城市的房价对他们来说太过遥远 。黄灯的15级学生莫源盛 ， 出生在广东西部的郁南县 ， 因为考上大学 ， 他得以走出贫困大山 。村里人都以为源盛毕业之后 ， 工作就能包分配 ， 但只有源盛自己知道 ， 广州日渐上涨的房价 ， 或许是他这辈子都难以企及的高度；二本学历的天花板 ， 更牵绊住他在广州立足的脚步 。这种学生的生存困境 ， 无形之中也积蓄在老师黄灯心中 。 “我分明感受到一种无形的东西 ， 对年轻人的挤压 ， 飞涨的房价、贬值的文凭、日渐减少的工作机会 ， 已成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生存真实 。 ”她在《我的二本学生》一书中如此写道 。有时候 ， 黄灯的这种担忧会不自觉在课程之中流露出来 ， 但她又明白 ， 老师不应该向学生们灌输太多这些负面情绪 ， 尤其是那些社会上赤裸裸的竞争关系 ， 这让她十分矛盾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 ， 黄灯试图引导她的学生去观察现实 ， 鼓励他们走出校门 ， 去城中村看一下房价的变化 ， 跟周围的普通劳动者们聊聊天 ， 他们一天的收入是多少 ， 生活成本又是多少 ， “因为这就是他们以后要面对的生活” 。在公共课上 ， 黄灯也会经常给学生布置作文 ， 鼓励他们去关注自己的村庄 ， 了解父母和爷爷奶奶的真实生活 。 她希望通过这种训练 ， 让学生回到最原始的、婴孩般的感受状态和思考状态 ， 借此唤醒他们的生命力 。如果让学生写他们的成长经历 ， 他们会有很多话要讲 ， 这是一种学生内心的自我梳理 ， 在这个过程中 ， 黄灯将自己的一些理念传达给学生：贫穷不是你们的错 ， 你们可以不接受这些不愿意接受的东西 。“农村的孩子 ， 内心深处最大的困惑 ， 都来自于负载于家庭之上的生存挣扎 ， 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帮他们把这些东西隔绝一下 ， 不要总让它们来影响孩子们 。 ”黄灯说 。注：除“黄灯”外 ， 文中出现姓名皆为化名 ， 部分案例来自于黄灯老师的《我的二本学生》一书 。 《我的二本学生》黄灯.人民文学出版社[2]《基于4P、4C、4R理论的二本院校就业竞争力研究》刘艳芳、郝伟民、弓锵[3]《北大清华农村生源仅一成 ， 寒门学子都去了哪》南方周末报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新周刊作者：赵皖西 编辑 | 曹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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