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和|一份来自维和教官的 “和平”答卷
一份来自维和教官的 “和平”答卷
■许 鑫 邱 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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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在进行武器装备核查 。
9月18日 ， 北京 。
接受完媒体采访 ，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陆建新的视线落在了宾馆大厅的电视上 。墙上的时针指向上午10点 。此刻 ， 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内 ， 正在举行《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发布会 ， 这是中国政府发布的首部维和专题白皮书 。
作为此次白皮书课题组组长 ， 看着团队成员历经多时打磨出的文稿正在向全世界传递出中国声音 ， 陆建新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一刻 ， 是属于全体维和官兵的‘高光时刻’ 。”
自1989年起 ， 陆建新就带领团队承担起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培训任务 。作为全国最早、全军唯一承担综合性维和业务培训任务的院校 ， 31年来 ， 共有5000余名维和军官从这里走向维和一线 。这里 ， 是中国维和军人的起点 ， 是他们的孵化器和加油站……
“申亮亮牺牲时还紧握钢枪 ， 那一刻我更加明白作为一名维和教官身上肩负的和平使命”
“在详细讲解通联程序和规则前 ， 我给大家播放一段电台通联录音 。”无线电通联课上 ， 教授刘钊用英语对学员们说 。
对维和军官来讲 ， 英语是他们需要跨越的“第一道坎” 。为了贴近任务区实际 ， 在为期3个月的维和任职培训中 ， 所有课程都是英文授课 ， 而刘钊的《无线电通联》被学员们评为“最费耳朵的一门课” 。
“任务区基本接触不到标准英语 ， 有些国家的英语非常难懂 ， 这对我们在外执行任务是极大的挑战 。”作为团队“元老”之一 ， 早在1992年第一次出国执行任务时 ， 刘钊就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问题 。一次 ， 他利用外出的机会购买了一台录音机 ， 在工作中只要有电台通信他就会录下来 。回国时 ， 他带回了40多盘涵盖四五十个国家口音的录音带 。
当时 ， 我国维和教学正处在起步阶段 ， 急缺相关教材 。回国后 ， 刘钊便和同事刘强带领团队成员 ， 一头扎进了这些录音资料中 。
南京的夏天潮湿闷热 ， 这些任务区带回的宝贵资料 ， 刘钊一天要听上十几个小时 。短短两个月 ， 他们便整理出《联合国军事观察员观察教程》《联合国军事观察员通信教程》《联合国维和行动英语》等3本教材和教学录像 ， 建成包括军事观察员模拟作战室、模拟电台室、汽车模拟驾驶训练室等模拟中心 ， 填补了我军维和教学的空白 。
然而 ， 对于许多从未踏出过国门的官兵来说 ， 听刘钊的“维和行动英语”无异于听天书 。“刘教授第一次给我们听任务区录音时 ， 我还以为磁带受潮了 。”学员刘晓明笑着说 。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问题 ， 刘钊变成了一位“随时在线”的教员 。他给学员也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下课后对讲机不关 ， 24小时用通联用语保持联络 。不出一个月 ， 学员的英语水平便达到了基本能适应任务区需求的程度 。
“如果在任务区遇到汽车炸弹袭击 ， 你该如何处置？”“如果有伪装成政府军的车辆驶入营区 ， 实施自杀式爆炸攻击 ， 如何才能将伤亡降到最低？”恐袭防范课上 ， 副教授蔡辉的提问常常令学员措手不及 。学员们很少有人知道 ， 课堂上的这些真实案例和处置经验 ， 是蔡辉亲历马里“5·31”恐袭后 ， 边善后边翻译整理出的第一手资料 。
为了在教学中紧跟任务区实际“不掉线” ， 团队常年保持至少1人在外执行维和任务 ， 教员平均都有两三次在外维和经历 。即使有4次维和经历 ， 蔡辉在出征马里前 ， 内心也有一些忐忑 。
2016年5月31日是蔡辉终生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 ， 一辆装满炸药的车辆撞向联合国维和部队营区 ， 坚守在哨位的申亮亮壮烈牺牲 。在陪工作组善后的同时 ， 蔡辉把处理流程和文件第一时间进行翻译整理 。回国后 ， 他又搜集了许多其他维和营地遭受恐袭的情况 ， 对比研究后开创了《恐袭防范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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